中原神话06区_中原神话体系

2024-09-01 12:57:12

1.简述戏曲现代化的特点

2.关于梁祝问题：看过好几个版本的梁祝了。到底历史传说中是怎么样的。电视**演的都不像了。

3.结合相关知识,说说从大禹治水的事迹中,我们能学到哪些精神

4.端午节资料

中原神话06区_中原神话体系

李白 (701—762年)，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诗风雄奇豪放，想象丰富，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他善于从民歌、神话中汲取营养素材，构成其特有的瑰丽绚烂的色彩，是屈原以来积极浪漫主义诗歌的新高峰。与杜甫并称“李杜”。唐代还有一位诗人叫李贺，号”诗鬼”，和李白有的一比。两人统属浪漫主义风格，想象奇伟，用词夸张。但相比而言，李白诗多信笔挥撒，自然天成。李贺则多引用典章故事，刻意雕琢，用尽心机了。真可谓”呕心沥血”。李白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县），隋朝末年，迁徙到中亚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北部托克马克附近.），李白即诞生于此。五岁时，其家迁入绵州彰明县（今四川江油县）。二十岁时只身出川，开始了广泛漫游，南到洞庭湘江，东至吴、越，寓居在安陆（今湖北省安陆县）。他到处游历，希望结交朋友，干谒社会名流，从而得到引荐，一举登上高位，去实现政治理想和抱负。可是，十年漫游，却一事无成。他又继续北上太原、长安，东到齐、鲁各地，并寓居山东任城（今山东济宁）。这时他已结交了不少名流，创作了大量优秀诗篇，诗名满天下。天宝初年，由道士吴人筠推荐，唐玄宗召他进京，命他供奉翰林。不久，因权贵的谗悔，于天宝三、四年间（公元 744或745年），被排挤出京。此后，他在江、淮一带盘桓，思想极度烦闷。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冬，安禄山叛乱，他这时正隐居庐山，适逢永王李遴的大军东下，邀李白下山入幕府。后来李遴反叛肃宗，被消灭，李白受牵连，被判处流放夜郎（今贵州省境内），中途遇赦放还，往来于浔阳（今江西九江）、宣城（今安徽宣城）等地。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病死于安徽当涂县。李白生活在唐代极盛时期，具有“济苍生”、“安黎元”的进步理想，毕生为实现这一理想而奋斗。它的大量诗篇，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繁荣气象，也揭露和批判了统治集团的荒*和腐败，表现出蔑视权贵，反抗传统束缚，追求自由和理想的积极精神。在艺术上，他的诗想象新奇，感情强烈，意境奇伟瑰丽，语言清新明快，形成豪放、超迈的艺术风格，达到了我国古代积极浪漫主义诗歌艺术的高峰。存诗900余首，有《李太白集》。

《新唐书·卷202·李白传》

李白，字太白，兴圣皇帝九世孙。其先隋末以罪徙西域，神龙初，遁还，客巴西。白之生，母梦长庚星，因以命之。十岁通诗书，既长，隐岷山。州举有道，不应。苏颋为益州长史，见白异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学，可比相如。”然喜纵横术，击剑，为任侠，轻财重施。更客任城，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居徂徕山，日沈饮，号“竹溪六逸”。

天宝初，南入会稽，与吴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长安。往见贺知章，知章见其文，叹曰：“子，谪仙人也！”言于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奏颂一篇。帝赐食，亲为调羹，有诏供奉翰林。白犹与饮徒醉于市。帝坐沈香亭子，意有所感，欲得白为乐章；召入，而白已醉，左右以水靧面，稍解，援笔成文，婉丽精切无留思。帝爱其才，数宴见。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擿其诗以激杨贵妃，帝欲官白，妃辄沮止。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益骜放不自修，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璡、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八仙人”。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白浮游四方，尝乘舟与崔宗之自石至金陵，著宫锦袍坐舟中，旁若无人。

安禄山反，转侧宿松、匡庐间，永王璘辟为府僚佐。璘起兵，逃还彭泽，璘败，当诛。初，白游并州，见郭子仪，奇之。子仪尝犯法，白为救免。至是子仪请解官以赎，有诏长流夜郎。会赦，还寻阳，坐事下狱。时宋若思将吴兵三千赴河南，道寻阳，释囚辟为参谋，未几辞职。李阳冰为当涂令，白依之。代宗立，以左拾遗召，而白已卒，年六十余。

《旧唐书·列传第一百四十·文苑下·李白传》

李白，字太白，山东人。少有逸才，志气宏放，飘然有超世之心。父为任城尉，因家焉。少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沔、裴政、张叔明、陶沔等隐于徂徕山，酣歌纵酒，时号“竹溪六逸”。

天宝初，客游会稽，与道士吴筠隐于剡中。既而玄宗诏筠赴京师，筠荐之于朝，遣使召之，与筠俱待诏翰林。白既嗜酒，日与饮徒醉于酒肆。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尝沉醉殿上，引足令高力士脱靴，由是斥去。乃浪迹江湖，终日沉饮。时侍御史崔宗之谪官金陵，与白诗酒唱和。尝月夜乘舟，自石达金陵，白衣宫锦袍，于舟中顾瞻笑傲，傍若无人。

初，贺知章见白，赏之曰：“此天上谪仙人也。”禄山之乱，玄宗幸蜀，在途以永王璘为江淮兵马都督、扬州节度大使，白在宣州谒见，遂辟为从事。永王谋乱，兵败，白坐长流夜郎。后遇赦得还，竟以饮酒过度，醉死于宣城。有文集二十卷，行于时。

关于李白出生地，众说纷纭，今大致有两种说法。其一，李白出生于中亚西域的碎叶城（在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以东的托克马克市附近），李白约五岁时，其家迁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其二，李白出生绵州昌隆县（今四川江油县）的青莲乡。这两种说法，至少有一种是错误的。但是，两种说法都有资料和历史考证，让人相信哪种，真是左右为难。）

详细生平

一、好任侠，喜纵横

李白于武则天长安元年(公元701年)出生于西域的碎叶，五岁时随家人定居于昌隆(今四川江油县)的青莲乡。李白少时，好任侠，且喜纵横。昌隆所在的绵州地区，自汉末以来，便是道教活跃的地方。因此，李白从少年时起，常去戴天山寻找道观的道士谈论道经。后来，他与一位号为东岩子的隐者隐居于眠山，潜心学习，多年不进城市。他们在自己居住的山林里，饲养了许多奇禽异鸟。这些美丽而驯良的鸟儿，由于饲养惯了，定时飞来求食，好像能听懂人的语言似的，一声呼唤，便从四处飞落阶前，甚至可以在人的手里啄食谷粒，一点都不害怕。这件事被远近传作奇闻，最后竟使绵州刺史亲自到山中观看鸟儿们的就食情况。这位刺史见他们能指挥鸟类的行动，认定他们有道术，便想推荐二人去参加道科的考试。可是，二人都婉言拒绝了。当时有名的纵横家赵蕤也是李白的好友，此人于四年(公元716年)就著成了《长短经》十卷。那时李白才十六岁。赵蕤这部博考六经异同、分析天下形势、讲求兴亡冶乱之道的纵横家式的著作引起了李白极大的兴趣。他以后一心要建功立业，喜谈王霸之道，也正是受到这部书的影响。李白的夫人是许氏，许氏死后续宗氏为妻。他有两子一女，其中一子一女是许氏生的。子名：伯禽，小名“明月奴” ；女名：平阳；另一子名：颇黎李白有三个老婆，一个是许宰相的孙女，姓许。第二个，不详其姓。第三个宗宰相的孙女，姓宗。此外还有一个姓刘的。女儿李平阳，姓李。第一个老婆，是公元727年在湖北安陆经过两个朋友胡和马正公的撮合，娶了前宰相许围师的孙女，其实也谈不上娶，就是当了个倒插门女婿。由于在婚后长达十年的时间里，李白都生活在他老丈人家里，寄人篱下的滋味本来就使他非常的不爽了，哪儿还有心思去琢磨其他的事情。这是李白的第一次婚姻，可能他还是抱着很负责的心态去对待的，并且从婚后得育一男一女两子这个情况来看，双方的性生活还是十分和谐的。第一个情人，公元739年，也就是在距第一次结婚12年、距第一任老婆去世一年之后，李白娶了一个姓刘的女人，为了使气氛更为轻松一点，我们可以想想一下这个女人的姿色和身材。李白带着这个女人曾经到安徽买了一套房子，但不久两人就分开了。第二个老婆，公元745年，李白在山东任城，与一当地妇人结婚。这时候的李白刚从首都长安出来，背着一大布袋金银财宝和杜甫、高适一路取道河南商丘，并再此逗留很久。与他二人分手之后，李白自己前往泰山考取道箓，路过任城，寂寞的他结识了这位妇人，两人情投意合，当下便领了结婚证。李白的这个老婆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并且李白在山东兖州置下了大批田产，在此后他云游在外的生活中，这些田产就交给了妻子。可见，李白对该妻子十分信任，可惜的是这个妻子在他们结婚五年后，不幸亡故。第三个老婆，公元750年，李白在河南开封结识武则天时宰相宗楚客的孙女宗氏，要说起两人的结识还颇有点浪漫的味道，说是李白酒醉梁园，诗兴大起，便挥笔在墙上写下了那首著名的《梁园吟》，写完了可能还找个墙角撒过尿，然后提起长衫歪歪倒到的走了。走后不久，宗氏就和仆人来到了这，看见这首诗，久久不能释怀。正好梁园的保洁员看见了，马上就要擦掉，宗氏便要求不能擦。但是人家保洁员，不擦掉是会被扣工资的。无奈，宗氏实在是被这首才华横溢的诗歌所折服了，便花千金买下了这面墙壁。于是也就留下了这段“千金买壁”的佳话，考，此时我已经开始嫉妒李白这小子了，吗的，凭什么美女一个接一个的都被他占了去了。在很多史料的记载中，都描述这个宗氏是一才貌俱全的大家闺秀，唉，羡慕啊。并且宗氏美女也是忠实的道教信仰者。好了，现在的这个妻子应该和李白有着共同的革命信仰和一致的文学道德情操，应该算有记载的李白的第一次爱情，注意是爱情。但是，也是可能是信仰这个东西太重要了，有时候甚至会超过爱情，公元761年，宗氏到邝山学道去了。于是，李白便又孤零零的一人了，此后便不复再娶，男人要是经历过一次刻骨铭心的爱情之后，便视天下女人如无物了。但是由于二人感情深厚，宗氏在李白从磷冤案时多次施救。得一此女为妻，足矣。

二、仗剑远游

十三年(公元725年)，李白出蜀，"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他乘舟沿江出峡，渐行渐远，家乡的山峦逐渐隐没不可辨认了，只有从三峡流出的水仍跟随着他，推送着他的行舟，把他要送到一个陌生而又遥远的城市中去。

1.江陵幸遇司马祯

李白没有想到在江陵会有一次不平凡的会见，他居然见到了受三代皇帝崇敬的道士司马祯。天台道士司马帧不仅学得一整套的道家法术，而且写得一手好篆，诗也飘逸如仙。玄宗对其非常尊敬，曾将他召至内殿，请教经法，还为他造了阳台观，并派胞妹玉真公主随其学道。李白能见到这个备受恩宠的道士，自然十分开心，还送上了自己的诗文供其审阅。李白器宇轩昂，资质不凡，司马祯一见己十分欣赏，及至看了他的诗文，更是惊叹不已，称赞其“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为他看到李白不仅仪表气度非凡，而且才情文章也超人一等，又不汲汲于当世的荣禄仕宦，这是他几十年来在朝在野都没有遇见过的人才，所以他用道家最高的褒奖的话赞美他。这也就是说他有“仙根”，即有先天成仙的因素，和后来贺知章赞美他是“谪仙人”的意思差不多，都是把他看做非凡之人。这便是李白的风度和诗文的风格给予人的总的印象。李白为司马祯如此高的评价欢欣鼓舞。他决心去追求“神游八极之表”这样一个永生的、不朽的世界。兴奋之余，他写成大赋《大鹏遇希有鸟赋》，以大鹏自喻，夸写大鹏的庞大迅猛。这是李白最早名扬天下的文章。从江陵起，他开始了他鹏程万里的飞翔。以下便是《大鹏遇希有鸟赋》：大鹏遇希有鸟赋并序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因著大鹏遇希有鸟赋以自广。此赋已传于世，往往人间见之。悔其少作，未穷宏达之旨，中年弃之。及读晋书，睹阮宣子大鹏赞，鄙心陋之。遂更记忆，多将旧本不同。今复存手集，岂敢传诸作者？庶可示之子弟而已。其辞曰：南华仙，发天机于漆园。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言。徵至怪于齐谐，谈北溟之有鱼。吾不知其几千里，其名曰鲲。化成大鹏，质凝胚浑。脱鬐鬣于海岛，张羽毛于天门。刷渤澥之春流，晞扶桑之朝暾。燀赫乎宇宙，凭陵乎昆仑。一鼓一舞，烟朦沙昏。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尔乃蹶厚地，揭太清。亘层霄，突重溟。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背嶪太山之崔嵬，翼举长云之纵横。左回右旋，倏阴忽明。历汗漫以夭矫，羾阊阖之峥嵘。簸鸿蒙，扇雷霆。斗转而天动，山摇而海倾。怒无所搏，雄无所争。固可想象其势，髣髴其形。若乃足萦虹霓，目耀日月。连轩沓拖，挥霍翕忽。喷气则生云，洒毛则千里飞雪。邈彼北荒，将穷南图。运逸翰以傍击，鼓奔飙而长驱。烛龙衔光以照物，列缺施鞭而启途。块视三山，杯观五湖。其动也神应，其行也道俱。任公见之而罢钓，有穷不敢以弯弧。莫不投竿失镞，仰之长吁。尔其雄姿壮观，坱轧河汉。上摩苍苍，下覆漫漫。开天而直视，羲和倚日以旁叹。缤纷乎八荒之间，掩映乎四海之半。当胸臆之掩画，若混茫之未判。忽腾覆以回转，则霞廓而雾散。

2.洞庭葬友李白自江陵南下，途经岳阳，再向南去，便到了此行的目的地之一。可是正当泛舟洞庭时，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李白自蜀同来的旅伴吴指南暴病身亡。李白悲痛万分，他伏在朋友的身边，号陶大哭，"泣尽继之以血"。由于他哭得过于伤痛，路人听到都为之伤心落泪。旅途上遇到这样的不幸，真是无可奈何，李白只好把吴指南暂时殡葬于洞庭湖边，自己继续东游，决心在东南之游以后再来搬运朋友的尸骨。李白来到了庐山，在此写下了脍炙人口的《望庐山瀑布》诗。

3.江南之行李白到了六代故都金陵。此地江山雄性，虎踞龙盘，六朝宫阅历历在目。这既引起李白许多感慨，也引起了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自豪感。他认为往日之都，己呈一片衰颓之气，没有什么好观赏的了，根本不及当今皇帝垂拱而治，天下呈现出的一片太平景象。金陵的霸气虽己消亡，但金陵的儿女却饱含深情地接待李白。当李白告别金陵时，吴姬压酒，金陵子弟殷勤相送，频频举杯劝饮，惜别之情如东流的江水，流过了人们的心头，使人难以忘却。李白告别金陵后，从江上前往扬州。扬州是当时的一个国际都市。李白从没有看到过如此热闹的城市，与同游诸人盘桓了一些时日。到了盛夏，李白与一些年轻的朋友“系马垂杨下，衔杯大道边。天边看绿水，海上见青山”，好不惬意。到了秋天，他在淮南(治所在扬州)病倒了。卧病他乡，思绪很多，既感叹自己建功立业的希望渺茫，又深深地思念家乡，惟一能给他带来点安慰的，便是远地友人的书信。李白在淮南病好之后，又到了姑苏。这里是当年吴王夫差与美女西施日夜酣歌醉舞的地方，李白怀古有感，写了一首咏史诗《乌栖曲》。这首诗后来得到了贺知章的赞赏，称其"可以泣鬼神矣"。由此看来，李白的乐府诗有时虽袭用旧题，却多别出新意。姑苏的历史遗迹固然引起了李白的怀古之情，美丽单纯的吴姬、越女更让李白赞美不己。在昔日西施浣纱的茑萝山下，李白以自己的生花妙笔为现今在浣纱石上的越女留下了一幅幅优美的速写。李白由越西归，回到了荆门。在荆门他一呆就是三个月。虽然思乡心切，但功业没有一点成就，他自觉难于回转家园。最后，他决定再度漫游。首先，他来到洞庭湖，把吴指南的尸骨移葬到江夏(今湖北武昌)。他在江夏结识了僧行融，又从他那里了解到孟浩然的为人，于是便去襄阳拜见孟浩然，由此写下了著名的五律诗《赠孟浩然》不久，李白到了安陆，在小寿山中的道观住了下来。然而，隐居于此并非长久之计，他仍然想寻找机会，以求仕进。在隐居寿山时，李白以干谒游说的方式结交官吏，提高自己的声誉。李白的文才得到了武后时宰相许圉师的赏识，便将其招为女婿。李白与夫人许氏在离许家较近的白兆山的桃花岩下过了一段幸福美满的婚姻生活。可是美好的夫妻生活并没有令李白外出漫游以图功业的心志有所衰微减退。他以安州妻家为根据地，又几次出游，结识了一些官吏和贵公子，并于二十二年(公元734年)，谒见荆州长史兼襄州刺史韩朝宗。

三、一进长安封建帝王常在冬天。唐玄宗即位后，己有过多次，每次都带外国使臣同去，耀武扬威，以此震慑邻国。二十三年(公元735年)，玄宗又有一次狞猎，正好李白也在西游，因上《大猎赋》，希望能博得玄宗的赏识。他的《大猎赋》希图以"大道匡君，示物周博"，而"圣朝园池遐荒，殚穷"，幅员辽阔，境况与前代大不相同，夸耀本朝远胜汉朝，并在结尾处宣讲道教的玄埋，以契合玄宗当时崇尚道教的心情。李白西来的目的是献赋，另外，也趁此游览一下长安，领略这座"万国朝拜"的帝京风光。他居住在终南山脚下，常登临终南山远眺。当他登上终南山的北峰时，眼前呈现出泱泱大国的风貌。他深感生存在这样的国家是不平凡的，因此颇有自豪之感。可一想到这兴旺发达的帝国内部己产生了腐朽的因素，他的轩昂情绪又受到打击"。李白进长安后结识了卫尉张卿，并通过他向玉真公主献了诗，最后两句说"何时人少室，王母应相逢"，是祝她入道成仙。李白还在送卫尉张卿的诗中陈述自己景况很苦，希望引荐，愿为朝廷效劳。由此，他一步步地接近了统治阶级的上层。李白这次在长安还结识了贺知章。李白有次去紫极宫，不料竟在那里遇见了贺知章。他早就拜读过贺老的诗，这次相遇，自然立刻上前拜见，并呈上袖中的诗本。贺知章颇为欣赏《蜀道难》和《乌栖曲》，兴奋地解下衣带上的金龟叫人出去换酒与李白共饮。李白瑰丽的诗歌和啸洒出尘的丰令贺知章惊异万分，竟说:“你是不是太白金星下凡到了人间?” 一年快过去了，李白仍然作客长安，没有机会出任，他的心情有些沮丧。好友诚意相邀，希望他同去青山之阳的别业幽居，但李白无意前往。这次去长安，抱着建功立业的理想，却毫无着落，这使李白感到失望并有点愤懑。往王公大人门前干谒求告，也极不得意，只有发出"行路难，归去来"的感叹，离开了长安。

四、翰林供奉天宝元年(公元742年)，由于玉真公主和贺知章的交口称赞，玄宗看了李白的诗赋，对其十分仰慕，便召李白进宫。李白进宫朝见那天，玄宗降辇步迎，“以七宝床赐食于前，亲手调羹”。玄宗问到一些当世事务，李白凭半生饱学及长期对社会的观察，胸有成竹，对答如流。玄宗大为赞赏，随即令李白供奉翰林，职务是草拟文告，陪侍皇帝左右。玄宗每有宴请或郊游，必命李白侍从，利用他敏捷的诗才，赋诗纪实。虽非记功，也将其文字流传后世，以盛况向后人夸示。李白受到玄宗如此的宠信，同僚不胜艳羡，但也有人因此而产生了嫉恨之心。天宝初，每年冬天玄宗都带着酋长、使臣去温家狞猎，李白自然侍从同去，当场写赋宣扬玄宗的盛德，歌颂圣朝威力，深得玄宗赏识。此时，玄宗宠爱杨玉环，每与她在宫中游乐时，玄宗都要李白写些行乐词，谱人新曲歌唱。李白怀着“长揖蒙垂国士恩，壮士剖心酬知己”的心情，竭尽才思写这些诗。在长安时，李白除了供奉翰林、陪侍君王之外，也经常在长安市上行走。他发现国家在繁荣的景象中，正蕴藏着深重的危机。那便是最能够接近皇帝的专横的宦官和骄纵的外戚。他们如乌云一般笼罩着长安，笼罩着中国，给李白以强烈的压抑感。与此同时，李白放浪形骸的行为又被翰林学士张坦所诽谤，两人之间产生了一些嫌隙。宦官和外戚的受宠，使李白"大济苍生"的热情骤然冷了下来，自己虽在长安，但也没有施展自己管、晏之术的机会。朝政的腐败，同僚的诋毁，使李白不胜感慨，他写了一首《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表示有意归山。谁料就在此时，倒被赐金放还，这似乎令李白感到非常意外。这次被赐金放还似乎是李白说了不合时宜的话。这次的归山，实在是体面一点的放逐。

五、再次远游

1.漫游梁宋

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的夏天，李白到了东都洛阳。在这里，他遇到正在蹭蹬不遇的杜甫。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两位诗人见面了。此时，李白已名扬全国，而杜甫风华正茂，却困守洛城。李白比杜甫年长十一岁，但他并没有以自己的才名在杜甫面前倨傲；而“性豪业嗜酒”、“结交皆老苍”的杜甫，也没有在李白面前一味低头称颂。两人以平等的身份，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在洛阳时，他们约好下次在梁宋(今开封商丘一带)会面，访道求仙。这年秋天，两人如约到了梁宋。两人在此抒怀遣兴，借古评今。他们还在这里遇到了诗人高适，高适此时也还没有禄位。然而，三人各有大志，理想相同。三人畅游甚欢，评文论诗，纵谈天下大势，都为国家的隐患而担忧。这时的李杜都值壮年，此次两人在创作上的切磋对他们今后产生了积极影响。这年的秋冬之际，李杜又一次分手，各自寻找道教的师承去造真簏(道教的秘文)、授道簏去了。李白到齐州(今山东济南一带)紫极宫清道士高天师如贵授道簏，从此他算是正式履行了道教仪式，成为道士。其后李白又赴德州安陵县，遇见这一带善写符篆的盖寮，为他造了真寰。此次的求仙访道，李白得到了完满的结果。天宝四年(公元745年)秋天，李白与杜甫在东鲁第三次会见。短短一年多的时间，他们两次相约，三次会见，知交之情不断加深。他们一道寻访隐士高人，也偕同去齐州拜访过当时驰名天下的文章家、书法家李邕。就在这年冬天，两人分手，李白准备重访江东。

2.东去吴越李白离开东鲁，便从任城乘船，沿运河到了扬州。由于急着去会稽会见元丹丘，也就没有多滞留。到了会稽，李白首先去凭吊过世的贺知章。不久，孔巢文也到了会稽，于是李白和元丹丘、孔巢文畅游禹穴、兰亭等历史遗迹，泛舟静湖，往来剡溪等处，徜徉山水之中，即兴描写了这一带的秀丽山川和美丽妇女。在金陵，李白遇见了崔成甫。两人都是政治上的失意者，情怀更加相投。每次游玩时，都尽情畅游，不计早晚。他们泛舟秦淮河，通宵达旦地唱歌，引得两岸人家不胜惊异，拍手为他们助兴。两人由于性格相投、遭遇相似，所以比之一般朋友更为默契，友情更深厚，因而李白把崔成甫的诗系在衣服上，每当想念，便吟诵一番。

3.探幽燕，走江南李白在吴越漫游了几年，漂泊不定。这时国家混乱，情况一年比一年差。在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心情引导下，他决计去幽燕(今北京一带)，以探虚实。到了幽燕之后，李白亲眼看到安禄山秣马厉兵，形势己很危急，自己却无能为力。安史之乱前两三年，李白漫游于宣城、当涂、南陵、秋浦一带，仍然衣食依人，经常赋诗投赠地方官，以求帮助。在此次漫游期间，李白因夫人许氏病亡，又娶宗氏。家庭多变，国家多事，李白一面求仙学道，一面企图为国建功，对于国家安危，颇多关切，虽然仍事漫游，已与过去有所不同。

六、病逝途中

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策发，李白避居庐山。那时，他的胸中始终存在着退隐与济世两种矛盾的思想。永王李磷恰在此时出师东巡，李白应邀人幕。李白人幕后，力劝永王勤王灭贼，而对于政治上的无远见，他也作过自我检讨。同在江南的萧颖士、孔巢文、刘晏也曾被永王所邀而拒不参加，以此免祸，李白在这点上显然不及他们。永王不久即败北，李白也因之被系浔阳狱。这时崔涣宣慰江南，收罗人才。李白上诗求救，夫人宗氏也为他啼泣求援。将吴兵三千军驻扎在浔阳的宋若思，把李白从监牢中解救出来，并让他参加了幕府。李白成为宋若思的幕僚，为宋写过一些文表，并跟随他到了武昌。李白在宋若思幕下很受重视，并以宋的名义再次向朝廷推荐，希望再度能得到朝廷的任用。但不知什么原因，后来不但未见任用，反被长流夜郎(今贵州梓潼)，完全出乎意料。因为当时永王幕下的武将均巴得到了重用。事情之所以发生变故，可能与崔涣、张镐这批人的失势有关。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冬，李白由浔阳道前往流放之所——夜郎。因为所判的罪是长流，即将一去不返，而李白此时已届暮年，"夜郎万里道，西上令人老"，不由更觉忧伤。由于李白在海内素负盛名，此行沿路受到地方官的宴请，大家都很尊重他，并没有把他看做一个遭流放的罪人。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李白行至巫山，朝廷因关中遭遇大旱，宣布大赦，规定死者从流，流以下完全赦免。这样，李白经过长期的辗转流离，终于获得了自由。他随即顺着长江疾驶而下，而那首著名的《朝发白帝城》最能反映他当时的心情。到了江夏，由于老友良宰正在当地做太守，李白便逗留了一阵。乾元二年，李白应友人之邀，再次与被谪贬的贾至泛舟赏月于洞庭之上，发思古之幽情，赋诗抒怀。不久，又回到宣城、金陵旧游之地。差不多有两年的时间，他往来于两地之间，仍然依人为生。上元二年，己六十出头的李白因病返回金陵。在金陵，他的生活相当窘迫，不得已只好投奔了在当涂做县令的族叔李阳冰。上元三年(公元762年)，李白病重，在病塌上把手稿交给了李阳冰，赋《临终歌》而与世长辞，终年六十二岁。

简述戏曲现代化的特点

汉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在全中国确立的过程中初步形成，然后又随两汉(前206—220)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起来的。汉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汉文化是全新的综合性的新文化并非直接来源于单一的文化，而是继承多种文化而形成的。无论较之秦文化还是楚文化，它都更为开放，更具兼融性，内容更为丰富，气魄更为宏大。

据说，北宋苏轼官翰林学士时，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 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来概括柳永、苏轼词作的不同风格。那么，我们能不能举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不同风格的事物来呢？

“文化”一词的内涵是极为丰富的，因此，对它的使用，必须十分严谨而慎重。

说到“秦文化”，必须认识，其意义是多重叠合的。它本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种区域文化，其分布的腹地、范围大致上是今中国西北部的陕西、甘肃一带。它为秦人(秦族) 所有，存在于西部的诸侯国秦国的领地内。它又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历史，经过许多世纪，达到顶峰，有一个极短的历史时期内成为以政治统一为背景的全国性的文化——这就是秦朝文化。

春秋、战国期间秦国的占领范围不断扩大(到公元前3世纪初，已拓取今四川大部、湖北西部等地)。随着秦的军事征服、势力扩张、人员迁动，秦文化所影响和覆盖的地区不断扩大。在这样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中，秦文化对其他文化也有吸收，内容是越来越丰富的。

到秦朝完成统一，实现了对全中国的统治，进而又取许多措施巩固和发展统一，包括实行一系列的政策，有意识地统一思想、文化，以至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史记 ·礼书》指出：“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2]，这是说，秦朝对六国文化是加以吸收而能予以兼容的。但是，秦朝在政治文化方面，确定的原则是不师古，不崇经，以法为治，以吏为师。推行这些政策的极致，就是实行“焚书坑儒”的野蛮举措，予文化以严重的摧残，对思想和学术自由更是沉重的打击。因此，秦文化对于中原传统文化又并非主要是“依古以来典法行之 ”。

由于秦朝统治的时间很短，其目的在于统一思想文化的政策并未来得及完全实施，亦未取得预期的成效。与此同时，秦文化也未能在政治统一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其他文化予以充分吸收和消化。因此，在秦朝统一的短时期内，秦文化并没有和东方六国文化融为一体，其作为全中国的主导文化的地位，也没有来得及完全得以确立。在原属东方六国的广大地区内，各区域文化继续表现着它们的特色和活力。

随着秦的被推翻，秦文化所依倚的政治支柱倒折了，秦文化也由文化融合的主体变为客体，其作为全中国统治文化的短暂时期也就宣告结束。不过，在代之而起的汉代，秦文化的要素继续存在，而且还保持着强有力的影响。“自秦以后，朝野上下，所行者，皆秦之制也 ”?[3]。秦文化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秦文化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建树、对后世逐步发展起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应当说是它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

战国以至于秦汉时期，经常有人注意并描述秦文化的一些特点。如魏国的信陵君说：“秦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仪德行”?[4]。西汉初年，贾谊痛说“秦俗日败”，指出：商鞅变法以来，秦国一直是“并行于进取”，虽然“功成求得”，但却出现了社会道德水准严重下降的恶果，秦始皇又“废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更把秦朝推向灭亡。《淮南子·要略》说：“秦人之俗，贪狠强力，寡义而趋势利”，司马迁也说：“今秦杂戎翟之俗，先暴戾，后仁义”?[5]。这里所说的“俗”，部分地有我们所说的“文化”的含义。以上言论，虽然包含了对秦国或秦人的敌对心理，但却也揭示了秦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如秦人因其长期生活的环境的影响，在性格上受戎翟即西北少数民族的影响，倾向于强悍好斗，为了达到目的，可以狠下决心，不惜一切。秦文化注重实效、功利，质朴而率直，不事虚浮，追求大和多，不停地拓展，主动性极强，为了实现某一目标，定会一往直前，不容任何困难和力量的阻挡。秦文化的这些特点，似已得到当今学者的普遍确认。

汉文化，是取代秦文化而在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它是西汉皇朝的政治统治在全中国确立的过程中初步形成，然后又随两汉(前206—220)的历史进程进一步发展起来的。

有的当代学者认为，汉文化就是楚文化。这一说法未免有点绝对化。但也因此提出了汉文化和楚文化的关系，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很有意义的问题。

楚文化，也是先秦时代一种历史悠久的区域文化，在其早期，还是一种古老的民族文化(早期的秦文化也是如此)。楚文化，从时间上说，是随着南方的诸侯大国——楚国的发展而成熟起来的。从空间上说，又是随着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疆域的不断拓展而向广大的地区扩散的。像秦文化一样，楚文化也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它有浓厚的浪漫主义情调和神话色彩，崇尚自由，富有，善于想像，善歌好舞，但也信鬼好祠，重神厚巫，原始文化的味道甚浓。

楚文化的诞生和展是在江汉地区，这里属于长江中游。春秋时期，楚国曾有志北进，但遇到将它视为蛮夷的北方强国晋、齐的有力遏制。楚国因而改以东进与南拓作为战略目标。到战国初年，楚国向东扩展的势头很猛，基本占有了长江下游地区，其北界已接近黄河，东部属于吴越文化区的吴、越故地已归其所有。同一时期，其南界也达到或越过了南岭。

然而，楚国又遭到来自西方大国秦国的严重威胁。到楚怀王(前328—前299)的后期，楚国在秦国的外交欺诈和军事进犯中，丢失了西北边境的土地。后来，形势益发恶化，楚国的都城郢(今湖北荆州市)也失守了。在战国后期，楚国的西界一再东移，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移到了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也发生了楚文化重心的东移。这一变动从历史记载中很容易看出来。一方面，楚国的都城先由郢迁到陈(今河南淮阳)，再迁钜阳(一说在今安徽阜阳北，或说距陈不远)，又迁到寿春(今安徽寿县)。楚国的政治中心已移到长江下游地区。与此同时，楚于前[44]1年灭莒，前306年灭越，前256年灭鲁，势力推进到东部沿海地区。楚国的贵族黄歇(春申君)的邑位于大海之滨的江东，楚国的东境到达徐泗邹鲁一线，这里的居民都开始自称为楚人了。后来，西汉初年，刘邦改封齐王韩信为楚王，其所持理由是“齐王韩信习楚风俗”?[6]，韩信，是淮阴(今江苏清江市西南)人，他所封的楚国都于下邳(治所在今江苏睢宁西北)，可见，早在战国后期，所谓 “楚”的地域概念，重点已不是江汉一带，而是濒临大海的江淮之间了。

综观战国后期天下大势的发展，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武”一“文”的两个东进，前者是秦军东向的凌厉的军事攻势，后者是楚文化的东渐，其影响从长江中游扩大到东部沿海地区。仅仅数十年时间，东部近海的邹鲁吴越一线，已是楚文化的天下了，从此以后，以“楚” 的标志冠于这一带的一切，似乎并没有遭致当地居民的严重反感和强烈抵抗。

秦汉之间最显赫的人物项羽、刘邦，都表现了鲜明的楚文化色彩。对于项羽来说，自有其原因，他的祖父项燕是楚国名将，因而对故国念念不忘；而刘邦所居的徐泗地区，原本离在江汉平原的楚国中心地甚远，但到战国中后期，楚国的势力已达邹鲁境内，这一带很快“楚化 ”。刘邦好楚声、楚舞、楚衣，信口吟出的也是很地道的楚辞，可以称得上一个楚文化迷。据载，“沛人语初发声皆言‘其’。‘其’者，楚言也，高祖始登帝位，教令言‘其’，后以为常”?[7]。由此可见，徐、泗一带在语言上也受到楚语的影响，而原非 “楚人”的刘邦，对此十分欣然，并热心加以推广。

楚汉之间，民间多乐楚声。对此，鲁迅认为：“盖秦灭六国，四方怨恨，而楚尤发愤，势虽三户必亡秦，于是江湖激昂之士，遂以楚声为尚。”?[8]以此来解释楚文化的高扬，固合情理，但又必须看到，楚文化在东部滨海地区的长期浸染，早已取得显著的效果，乃是“楚声”大张更深层次的原因。反秦斗争初起之地是在“楚”，陈胜定国号为“楚 ”并以“张楚”作为政治纲领。秦二世也称陈胜等是“楚戍卒”?[9]。项羽自称“西楚霸王”，他的政治旗帜依然是“楚”。刘邦继承陈胜等所开创的事业，他又曾受西楚霸王项羽之封。虽然他后来打败了项羽，但他并不以“楚”为讳。

西汉就是在这样的浓厚的楚文化的氛围中建立的。汉初文化上的特色，确实是楚文化基本特点的表现。汉初政治上的指导思想是黄老之术，“黄”是依托的，“老”即老子，本是楚人。

然而，尽管汉初楚声是如此高昂，但是，汉文化并不等于楚文化。汉文化不是对任何一种文化的全盘因袭和简单模写，它是在文化上全方位吸纳和扬弃后的更新和创造，其中包括对秦文化和楚文化的继承和改造。西汉在政治上取代秦朝的同时，对于楚文化是吸收的，但对秦文化也并不是完全弃置，同样也是既有继承，也有改造。笔者赞同袁仲一先生的观点：“兼并山东六国、建立统一的王朝后，秦文化传布到全国，成为后来辉煌的汉文化的基础”?[10]。虽然秦朝存在的时间十分短促，秦朝文化只是昙花一现，但秦朝文化是长期积力蓄能而成，它有着内容上惊人的扩充和创新，故它并不因为存在时间短促而一闪即逝，相反，它有相当一部分内容转移到汉文化中，成为汉文化的重要成分，这是一种文化的借壳存身。

汉文化固然不是秦文化，但也不是楚文化。汉文化是全新的综合性的新文化并非直接来源于单一的文化，而是继承多种文化而形成的。无论较之秦文化还是楚文化，它都更为开放，更具兼融性，内容更为丰富，气魄更为宏大。

汉朝和秦朝一样，也曾是一个充满开拓精神和恢弘气魄的，汉文化和秦文化相比，至少有以下这些特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其一，无论是秦文化，还是汉文化，其最基本的特征，在于它们都有基本相同的政治文化和制度文化，而且对于它们来说，政治文化又都是诸文化要素中高于一切、支配一切的 [11]。

这两种文化有着基本一致的政治上的制度文化系统。秦朝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统治到社会基层、严格约束到每一个家庭和每一个人的政治统治。这就是后人经常所说的“秦制”。而汉朝，基本沿袭了这一整套制度。所谓“汉承秦制”，主要就是指的这种政治上的继承。

“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损减，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有变更”? [12]。这就是说，西汉制度对秦制有因有革，而因袭的一面是主要的。汉朝建立后，最高统治者还是称皇帝，百官制度大体未变，的运行机制并无大异，皇帝、百官的行为方式也是基本相同的。以汉武帝刘彻的心理、行事与秦始皇作比较，更可以清楚地看到汉文化和秦文化的大同小异。

其二，秦文化求实重实的质朴风格，汉文化也大体继承下来了。秦大建宫室苑囿，汉也基本如此。汉高祖刚刚取得，形势还没有稳定下来，刘邦本人还在为平定四方而奔走，而留守关中的相国萧何，就在长安建了宏丽的未央宫，其规模连身为皇帝的刘邦也觉得过分。但萧何对此的解释是：“且夫天子以四海为宜，非壮丽无以重威”?[13] ，如此表述的这一文化心理就是秦文化的潜在表现。汉武帝时，也大治宫室苑囿，其规模已不亚于秦始皇时。武帝为他所宠爱的年轻将领霍去病所修的坟墓“像祁连山”，墓前的石刻，也是巨大而作风浑厚朴实，这和秦人的美感追求，基本上是相同的。

其三，重鬼神，求异效(长生等)，浓厚的迷信色彩，虽无发达的宗教，却有宗教式的狂热，这也是与秦文化、汉文化相似的。汉武帝之好鬼神，既像楚人，也像秦人，表面上许多地方像楚人，但就其大动作而言，是更接近于秦人之为的。

如果把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察的重点放在政治文化特别是其中的制度文化上，我认为，应当确信这样一个基本结论：“汉文化的主体乃秦文化”，并且，“从这种意义上讲，秦文化的的确确是近两千年中国文化之基石”?[14]。

但是汉文化与秦文化还是很不相同的。引用以上论点，并非意味着就要得出“汉文化就是秦文化”的结论。汉文化既不是楚文化，也不是秦文化。

与秦文化相较，汉文化更具有开放性，更善于吸纳，也更有兼容的气量和能力。例如，汉文化就从齐鲁文化中吸收了丰富的政治文化营养，无论是在政治思想方面，还是在朝政礼仪方面，汉文化都比秦文化从齐鲁文化中吸收了更多的东西。较之秦文化，汉文化在浪漫气质上加强了，在这方面显然是受楚文化的影响更大。汉文化在尚实的同时，也增添了理性，在理性思辨认识水平上，较之秦文化有了显著提高。这是文化随时代进步的表现，这种提高和进步了的文化，也更适合时代的需要。

西汉时期，许多有识之士曾一再对秦政进行反思，留下了大量的极为可贵的思想资料，这就是著名的“过秦”。“过秦”是一场深刻的历史反思，也是在反思基础上对政治的创造性的探索。“过秦”是全面的，其中也包括对秦文化的反复审思。在反思中，人们认识了秦文化的一些缺陷，探讨予以补正的措施。

从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来说，汉文化表现出比秦文化更强的应变力和适应性。贾谊已经清晰地意识到，秦政之失在于“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15]，也就是说，任何统治思想和政策都必须切合实际，适应具体的时势，不能一意孤行，也不能拘泥不变。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更化”的要求，也可以说是“过秦”思想的衍生。汉武帝到晚年也终于认识到“与民更始”的重要。两汉有作为的统治者都是注意经常调整政策，顺势而为的。从统治思想来说，汉初按照黄老思想，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等一系列的宽松裕民政策，到武帝时期转为内行兴作、外事开拓的“有为”之治，到昭、宣时期又转变过来。总的说来，汉代统治者在掌握张弛节奏方面，已远胜过他们的前辈，因而能使社会矛盾不至于过于激烈。这也是西汉、东汉都能维持较长时期统治和稳定发展的基本原因之一。

汉文化的多样性，较之秦文化要明显得多，它在这方面的优点也就可以较充分地表现出来。这个所谓的“霸王道杂”的汉家制度，也就是杂取不同学派的政治文化治国理天下，这个所谓的“杂”，就是对具有不同政治文化色彩的统治思想，广为吸纳，分别主次优劣，取其精华，兼容并包。

就政治制度而言，汉初与秦代最显著的不同是实行郡国并行制。秦朝君臣曾就到底要不要行分封制而展开过争辩，其实，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无论是主张分封的淳于越，还是主张行单一郡县制的李斯，都是带有片面性的。秦始皇取策于李斯，主导的一面是对的、好的，但从六国分治到天下高度集权，跨度不能不说是太大了。这样一个“进步”是当时的历史所承受不了的。从秦灭亡的结果来看，事实上，取这一制度的负面作用是不能否认的。

汉朝就不是这样，郡国并行，中央直接掌管一部分地区，由同性诸侯王各自掌管一部分地区(开始还存在过一些异姓诸侯王，那是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不久就基本上被消灭了) 。诚然，这样做也有很多的问题，而且日后逐渐严重起来，但郡国并行，两种制度，可以使利弊互补而又互制，而且总体而言又有较大的迂回余地。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西汉初年的郡国并行制是适合的，有其存在的历史理由，不能因为其后来弊端日甚而完全加以否定。

在文化的各个层次上，汉文化都善于兼并收蓄，因而有利于创新和发展，以文学为例，汉代文学迸发出巨大的活力和创造力。像贾谊，其政论文有秦文化的气魄，而其赋作则从楚文化吸取了更多的营养。正因为多源吸取，思想活跃，灵感大增，汉代文学的繁荣是秦代无法比拟的。

就政治和社会生活而言，汉代也远较秦代开放，更加活跃，更加富于生机。汉成功地沟通了社会上层和下层的联系，最高统治者也和生活于社会底层的文人学士有对话的机会，从而能有效地把后者吸收到统治集团中来。从汉代社会精神风貌来说，也更显得豪迈洒脱。总的说来，汉代社会生活虽仍有如秦代那样的制约，但毕竟多了一些弹性和活力，而不是像秦代那样过分地僵硬。

不过，成熟期的汉文化，也有较秦文化退步之处。例如，董仲舒之言“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16]，以及在盐铁会议上表达出来的贤良、文学这类儒生的声音，反映出背离秦文化的功利主义的保守主义的倾向。东汉一代，文化中的“文” “德”有余而“武”“力”过弱。自汉武帝以后，大汉的发展有明显的转弱趋势。

据说，北宋苏轼官翰林学士时，其幕下士曾以“柳郎中词只合十八七女郎，执红牙板，歌‘ 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铜琵琶，铁绰板，唱‘大江东去’”来概括柳永、苏轼词作的不同风格。那么，我们能不能举出一些最能代表秦文化、楚文化和汉文化不同风格的事物来呢?这当然是不容易的，但我们不妨试试。或许，最能代表秦文化总体风格的是：《秦律》(原已失传，后因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而使之重现于世人面前)和“以吏为师”构成的法制文化体系，秦始皇巡游天下过程中留下的石刻及其文辞，始皇帝陵墓及其陪葬坑的兵马俑。最能代表楚文化的风格的自然是楚国的青铜器和漆器，是老庄哲学和楚辞，是楚国极富浪漫色彩的祀神歌舞，是出自楚人之口的“三年不蜚(飞)，蜚将冲天”的气势和“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不屈精神。而最能代表汉文化总体风格的，或许可以说是：汉赋，汉武帝时形成的用人选材制度，“天人感应”学说笼罩下的政治，《史记》及集中体现于其中的“究天人之际”的探索精神，盐铁会议上的辩论(其主要情况反映在《盐铁论》一书中)，以“孝”为基础的儒家道德教育。如此例举，或致贻方家哂笑，但笔者姑妄为之，是否得当，敬祈指教。

关于梁祝问题：看过好几个版本的梁祝了。到底历史传说中是怎么样的。电视**演的都不像了。

戏剧（drama）

[drama;play] 旧时专指戏曲,后用为戏剧、话剧、歌剧、舞剧、诗剧等的总称。

希腊戏剧

戏剧，指以语言、动作，舞蹈，音乐，木偶等形式达到叙事目的的舞台表演艺术的总称。文学上的戏剧概念是指为戏剧表演所创作的脚本，即剧本。戏剧的表演形式多种多样，常见的包括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木偶戏等。

[编辑本段]具体含义

综合艺术的一种。有两种含义：狭义专指以古希腊悲剧和喜剧为开端，首先在欧洲各国发展起来继而在世界广泛流行的舞台演出形式，英文为drama(美音：['drɑm?]英音：['drɑ:m?]) ，中国称之为话剧。广义还包括东方一些国家、民族的传统舞台演出形式，如中国的戏曲、日本的歌舞伎、印度的古典戏剧、朝鲜的唱剧等。

戏剧的概念

一种通过舞台演出而诉诸观众感官的艺术形式，其中心是演员的表演。因之，又被人称为“舞台艺术”或“演员艺术”。围绕着演员的表演，戏剧包含着文学因素（剧本）、音乐因素（音乐伴奏、音响效果及戏曲、歌剧中唱腔等）、美术因素（布景、灯光、舞台布景）、舞蹈因素（演员优美的动作、姿态）等多种因素，是一种综合艺术。在戏剧作品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由于性格所追求的目的不同，而展开的矛盾斗争叫戏剧冲突。戏剧作品总是由一个冲突的提出、发展和解决而得到完成的。戏剧冲突的成功与否是戏剧失败的关键，所谓戏剧性正是由于戏剧冲突解决得独特、新颖、有丰富内涵而形成的。由于受演出的时间、空间和观众的限制，戏剧的矛盾冲突应当更集中、更简练、更尖锐的反应现实生活中的矛盾的冲突。

戏剧本质

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已经表述了对戏剧本质的认识。他认为：一切艺术都是模仿，戏剧是对人的行动的模仿。2个世纪以后，印度的第一部戏剧理论著作《舞论》也指明：“戏剧就是模仿。”19世纪以后，对戏剧本质的研讨出现了众说纷纭的局面，主要有观众说，冲突说，激变说，情境、实验室说等。

观众说：认定观众是戏剧的必要条件，也是戏剧的本质所在。法国戏剧理论家F.萨赛是这种观念的代表，他断言：不管是什么样的戏剧作品，都是为了给观众看的。“没有观众，就没有戏剧”，因而，戏剧的一切器官都必须与观众的欣赏相适应。

冲突说：以法国戏剧理论家布伦退尔为代表。19世纪末，布伦退尔指出：舞台乃是人的自觉意志发挥的场所，人物的自觉意志的发挥必定会遇到阻碍，主体为克服阻碍就要与之斗争，这就构成“意志冲突”，戏剧的本质就在于此。美国戏剧理论家J.H.劳森则把戏剧的本质归之为“自觉意志在其中发挥作用的社会性冲突”。他认为：由于戏剧是处理社会关系的，而人的自觉意志又必须受社会必然性的制约，因而，真正的戏剧性冲突必须是社会性冲突。这种观念可以一句话来表述：“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

激变说：英国戏剧理论家W.阿契尔否定布伦退尔的“冲突”说，他把与戏剧相比较，认为是“渐变”的艺术，而戏剧是“激变”( crisis ，又译危机 )的艺术，戏剧所处理的是人的命运和环境的一次激变，这就是戏剧本质的所在。

情境、实验室说：早在18世纪，法国哲学家D.狄德罗就曾把“情境”看作戏剧作品的基础。黑格尔在谈到戏剧的特性时，也曾把“情境”与“冲突”联系在一起，并强调情境的本体意义。存在主义哲学家、剧作家J.-P.萨特把自己的剧本称为“情境剧”，并把戏剧的对象说成是人在情境中的选择行为。B.布莱希特则把戏剧看作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认为：剧院乃是检验人类在特定情境中行为的实验室。这种观念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界定了戏剧的本质。

戏剧起源

一、歌舞说，此说又可析为两种：

（1）宫廷乐舞说，清代纳兰性德《渌水亭杂识》云：“梁时大云之乐，作一老翁演述西域神仙变化之事，优伶实始于此。”刘始培在《原戏》中根据古代乐舞多有妆扮人物之事实，认为“戏曲者，导源于古代乐舞者也……则固与后世戏曲相近者也。”常任侠在《在国原始的音乐舞蹈与戏剧》中，较为系统的考察了原始音乐舞蹈的戏剧因素后认为“原始社会中的简单的音乐舞蹈，便是后来做成完美戏剧的前躯”。周贻白的《中国戏剧史长编》将中国戏剧的最早源头溯至“周秦的乐舞”。

（2）上古歌舞说，张庚、郭汉城主编《中国戏曲通史》开篇首句云：“中国戏曲的起源可以上溯到原始时代的歌舞。”我们知道一切艺术起源于劳动，中国的歌舞也不例外。《书经.舜典》上说：“予击石附石，百兽率舞。”所谓百兽率舞，并不是像后来的儒家所神秘化的那样，说是在圣人当世连百兽都来朝拜舞蹈了，这种舞是用石相击或用手击石来打出节秦的，那时连鼓也没有，可见是很原始的。到后来才有了鼓，所谓“鼓之舞之，”这就进一步了。这种舞可能是出去打猎以前的一种原始宗教仪式，也可能是打猎回来之后的一种庆祝仪式，《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说：“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鏖革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像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这是战国时代关于古代乐舞的一种传说。可以透过这段歌舞的描写看出一幅原始猎人在山林中打猎的景象：“一面呼啸，一面打着、各种陶器、石器发响去恐吓野兽，于是野兽们就狼奔豸突地逃走而终于落网了，这位原始时代的艺术家“质”（其实并不是一个人，而是当时全体人民）就是按生活中的实际来创造了舞，这时所谓的“百兽”实际是人披兽皮而“舞”的场景，不过是对于生活的愉快和兴奋的回忆罢了。当然，这时的场景都是已经艺术化了，音乐、舞蹈都是已经节奏化了的，这种舞蹈带着浓厚的仪式性，它是响氏族的保护神或始祖祈祷，以求这次出去打猎获得丰收，或者是打猎回来为了酬谢神祗而举行的。但不管它是什么仪式，也不管它披着多厚的原始宗教的外衣，其实际意义，乃是一种对于劳动的演习、锻炼，这不光是锻炼了猎人们的熟练程度，而且也培养了年轻的猎人，《书经.舜典》中有命夔“典乐教胄子”的记载。“胄子”的注解是贵族子弟，但原始社会没有贵族，恐怕就是年轻武士了，用乐舞去教年轻武士，不是锻炼他们又是什么呢？因为它的内容就是原始人动作的模仿。

既然是模仿劳动的动作，这也就可以说是最原始的表演了。

原始的舞蹈总是和歌相伴的，他们决不是闷声不响地跳，而是一面跳一面欢呼歌唱。《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而歌八阕。”略可想见当时的情形。

在原始社会，歌舞不止舞一种，还有战争舞，它的性质和舞是差不多的，到了进入农耕时代，又产生了一系列有关农事的祭典，如“蜡”如“雩”。蜡是在年终时，为了酬谢与农事有关的八位神灵而举行的。在这一天，公社的成员是尽情欢乐、开怀畅饮、唱歌跳舞的。这种风气一直遗留到春秋时代。《孔子家语.观乡》说：“子贡观于蜡。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可以看出这完全是劳动农民一年辛苦后的欢乐。

相传“蜡”是伊耆氏所首创，一说伊耆氏就是神农氏足见这是与农业发达时期密切相连的风俗。“雩”是天旱求雨的祭祀。《周礼.春官》“宗伯”下记载：“司巫……若国大旱，则帅巫而舞雩。”《周记》的记载虽然是奴隶社会的事，但显然是原始时代的遗留下来的风俗，除此之外，在原始公社的许多节日也举

行舞蹈。例如男女相爱，也有一个节日，大家会合在一起来唱歌跳舞。这个节日在汉民族就是祭祀氏族女始祖的日子，所跳的舞据说就叫做“万舞”现在西南少数民族的所谓“跳月”“摇马郎”“歌墟”等可能就是这种节日遗留下来的形态。

原始歌舞的一个主要特点是它的全民性。到了奴隶社会，有了阶级，在艺术上的情况也就起了变化，这时祭祀仪式已经不复是全民性的节日歌舞，它成了只是奴隶主贵族所专有的了，第一个把天下传给自己儿子的禹，当他治水成功，做了部落联盟的首领之后，立刻“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见《吕氏春秋.古乐》这里的乐舞已经开始失去全民的意义，而成为夸耀个人功绩的手段了，禹的儿子启也学习他这一手，用歌舞来夸耀，并装点自己的威严。据传说他三次上天，从天上偷来了《九招》（即《九韶》）歌舞，在“大穆之野”举行表演。从此以后，奴隶主贵族们便把本是属于全民的歌舞拿来歌颂自己的功德，《吕氏春秋.古乐》篇中还说：“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而《大武》之舞却又是歌颂周武王和周公灭商及平定奴隶叛乱的武功的，这是所谓“武舞”它是手执盾牌和武器而舞蹈的，还有歌颂周朝统治者治国如何有秩序、如何天下太平的《韶舞》，这就是称为“文舞”。

现从《史记.乐书》中引一段关于《大武》之舞的记载如下：

宾牟贾侍坐于孔子，孔子与之言，及乐……子曰：“……夫乐者，象成者也，总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发扬蹈厉，太公之志也，武乱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狭。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四伐，盛威于中国也，分夹

而进，事蚤济也，久立于缀，以待诸侯之志也。”

从这段对于《大武》之舞的解释来看，他包涵着一段故事的内容，舞虽不足以表现它的内容，但演故事的倾向却也存在了。

（3）西域歌舞说，陈村、霍旭初《论西域歌舞戏》中指出：汉唐间，随东西方交通之开拓、经济文化交流之频繁，西域文化艺术的一支——歌舞戏，逐步传入中原，成为我国戏剧的重要源流之一。无论汉代的百戏，唐代的乐舞，西域成分都占相当比重，尤其在唐代，戏剧的因素渗入乐舞之中，西域歌舞戏与中原传统戏剧的融合，不仅出现了唐代兴盛的歌舞戏品种，并对后世的戏剧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我国学者任半塘先生指出：唐代歌舞戏“纵面承接汉晋南北朝之渊源，横面彩纳西域歌舞戏之情调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许地山先生就阐述了六朝时候西域诸如龟兹，康国等及伊斯兰或印度乐舞的东来，有“杂戏”也进入中土

的见解。

关于唐代歌舞戏，《旧唐书.音乐志》载：歌舞戏有大面、拨头、踏摇娘、窟垒子等戏。任半塘先生认为凡唐人“歌舞杂奏”皆为歌舞戏。他在《唐戏弄》第二章《歌舞戏总》中还指出：“一旦内容有故，或技艺涉说白，虽记载简略，表现模糊。亦非认为歌舞戏不可。”属西域歌舞戏者，《旧唐书》中仅举“拨、头”一戏，曰“拨头出西域，胡人为猛兽所噬，其子求兽杀之，为此舞以象之也。”任半塘考歌舞戏，涉受西域影响的戏剧很多，明确指出为西域歌舞戏“剧录”者有“西凉伎”、“苏莫遮”、“舍利弗”等，属“戏体”者有“钵头”、“弄婆罗门”等。“苏莫遮”是西域歌舞戏中有代表性的一个剧目，对苏莫遮的记载，以唐慧琳《一切经音义》四十一为详细：苏莫遮，西戎胡语也，正云飒磨遮，此戏本出西龟兹国，至今犹有此曲，此国浑脱、大面、拨头之类也，或作兽面或像鬼神，作种种面具形状，以泥水沾沥行人，或持索搭钩，捉人为戏，每年七月初，公行此戏，七日乃停。土俗相传云：常以此法禳厌，驱趁罗刹恶鬼食啖人民之灾也。”苏莫遮，又称泼寒胡戏，从文献上看，苏莫遮在中原，大都是供统治者的，自北‘周宣帝大象元年到唐玄宗元看130多年，常列为宫廷内玩赏的节目，这自然要经过无数次的改造，并随政治风云而变易。最清楚的例子是唐中宗时中书令张说为投中宗喜欢“泼寒胡戏”所好，作“苏莫遮”歌辞五首，每首辞后附和声“亿万岁。”同一张说，到了玄宗元年却又上疏曰：“泼寒胡戏未闻典故，跣足，盛德何观，挥水捉泥，失容斯甚。”求禁此戏，玄宗本爱各族乐舞，因政治需要乃崇信道教，至天宝年间，推行“改佛为道”“改胡为汉”的政策，泼寒胡戏便遭禁止，但苏莫遮的曲牌被保留下来，唐代宫廷的泼寒胡戏，突出了“献忠祝寿，永庆万年”“夷邦归顺”的政治说教和玩耍气氛，把民俗内容，西域生活内涵完全抹掉。因此，对苏莫遮歌舞戏仅从见诸史籍上的记载去研究分析是不足取的，“苏莫遮"中的泼水沾沥行人，为波斯民俗供奉不死之神的活动，清水象征着“苏摩”圣水。张说的苏莫遮歌辞第三首有油囊取得天上河水，将添上寿万年杯，亿万岁”之句，岂不正与“苏摩”不死之酒的含意相印证吗？由此可见，泼水沥人是苏莫遮的最关键情节，为此戏的精华所在，亦为此戏原始形态的基础，故在传播中虽经增删变异，但此核心情节始终保留着。

“苏莫遮”表演者戴各式面具，是此戏的又一特点。《酉阳杂俎》中的“并服狗头，猴面”都明确记录了龟兹“苏莫遮”歌舞戏的面具表演，面具既刻划了剧中人物性格，又是演绎内容的手段，为戏剧化的重要标志，龟兹“苏莫遮”的面具多样化，表明戏剧的发达，亦即“能感人”教化功能的发展与成熟。据

《一切经音义》所载，龟兹以面具表演的戏剧形式，除苏莫遮外，还有“大面”“浑脱”“拨头”，关于“大面”，唐代剧名有“兰陵王”，大面是面具之称，“大面出于北齐，兰陵王长恭才武而面美，常著面以对敌，尝击周师金庸城下，勇冠三军，齐人壮之，为此舞，以效其指挥击刺之容，谓之兰陵王入阵曲”。

《兰陵王》的剧情主要为颂扬“指挥击刺之容。”加以面具之角色装扮，当然不是单纯的舞蹈，而是戏剧性的表演。“兰陵王”大面是受西域影响又按西域大面之称为歌舞戏，早有学者论证过。王国维先生曾说过：“如使拨头与拨豆为同音异译，而此戏出于拨豆国，或由龟兹等国而入中国，则其时自不应在隋唐以后，或北齐时已有此戏，而《兰陵王》《踏摇娘》等戏，皆模仿而为之者欤。”唐代，崔令钦《教坊记》载《踏摇娘》：北齐有人姓苏，实不仕，而自号为郎中，嗜饮酗酒，每醉辄殴其妻，妻衔悲，诉于邻里，时人弃之。丈夫着妇人衣，徐步入场，行歌，每一迭，旁人齐声和之云：“踏摇和来！踏摇娘苦和来！”以其且步且歌

故谓这“踏谣”;以其称冤，故言苦。及其夫至，则作殴斗之状，以为笑乐。”《踏摇娘》实为歌舞戏，而非单纯的舞蹈。

二、巫觋说

我国周代盛行的蜡祭，是祭祀仪式中颇具戏剧性的一种。此说较早见于宋人苏轼《东坡林志》（卷二）八蜡，三代之戏礼也，岁终聚戏，此人情之所不免也，因附以礼仪，亦曰不徒戏而已，祭必有尸，无尸曰“奠”……今蜡谓之“祭”盖有尸也，猫、虎之尸，谁当为之？置鹿与女，谁当为之？非倡优而谁？“葛

带榛杖”，以丧老、物;“黄冠”“草笠”以尊野服，皆戏之道也。

明人杨慎在《升庵集》（卷四十四）中针对楚辞之《九歌》谓“女乐之兴，本由巫觋……观楚辞《九歌》所言巫以悦神，其衣被情态与今倡优何异！”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提出：歌舞之兴，其始于古之巫乎？巫之兴也，盖在上古之世。《楚语》：“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如此，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及少皋之衰，九黎乱德，明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巫之事神，必用歌舞。他认为古代的巫觋是以歌舞鬼神为职业的，同时，古代祭祀鬼神要用人来装扮成“灵保”或“尸”作为神鬼所凭依的实体，则装扮成“灵保”的亦即为巫，他断定'群巫之中,必有象神之衣服形貌动作者."这一做法就是'后世戏剧之萌芽'.由此王国维认为“后世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

闻一多在《什么是九歌》中认为：“严格的讲，二千年前《楚辞》时代的人们对《九歌》的态度，并没有什么差别，同是欣赏艺术，所差的是，他们是在祭坛前观剧——一种雏形的歌舞剧。我们则只能从纸上欣赏剧中的歌辞罢了。”他还将《九歌》“悬解”为一部大型歌舞剧。董康《曲海总目提要.序》：“戏曲肇自古代之乡傩”傩是古代的一种逐鬼趋疫的仪式，特别是在每年除夕时最为盛大，舞蹈者都戴着面具。

“巫觋说”与“宗教仪式说”相类。较早系统论述中国戏剧起源于“宗教仪式”的是英国牛津大学教授龙彼得的《中国戏剧起源于宗教仪式考》一文，他认为：“在中国，如同在世界任何地方，宗教仪式在任何时候，包括现代，都可能发展为戏剧，决定戏剧发展的各种因素，不必求诸于遥远的过去，它们在今天还仍然还活跃着。”周育德在〈中国戏曲与中国宗教〉中认为：原始宗教开辟了戏曲的源头，先秦宗教孕育了戏曲的胚胎，秦汉宗教产生了戏曲的雏形，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宗教在戏曲发生阶段的作用。

三、说

张庚、郭汉城的〈中国戏曲通史〉中说到，在西周末年出现了有贵族篡养起来，专供他们声色之娱的职业艺人“优”，有时也称为“倡优”或“”。“优”都是由男子充任的。据说，夏桀时代就有了倡优。刘向《古列女传.孽嬖传.夏桀末喜》中记载：“桀……收倡优侏儒狎徒能为奇伟戏者，聚之于旁，造烂漫之乐。”关于优的记载，最初见于《国语.郑语》史伯对郑桓公说周幽王“侏儒、戚施实御在侧”韦昭说:“侏儒、戚施皆优笑之人，可见就是当时的。春秋时代，优孟扮为孙孙叔敖而与楚庄王相问答一事，向来被人为是中国戏剧的开端。宋人高承《事物纪原.》引《列女传》说：“夏桀既弃礼仪，求倡优侏儒，而为奇伟之戏。”清人焦循亦持此说：“优之为伎也，善肖人之形容，动人之欢笑，与今无异耳”王国维《宋元戏曲考》除认为“巫”为戏剧之源头之外，还认为“巫以乐神，优以乐人，巫以歌舞为主，优以调谑为主，巫以女为之，而优以男为之。至若优孟之为孙叔敖衣冠，而楚王欲以为相，优施一舞，而孔子谓其笑君，则于言语之外，其调戏亦以动作行之，与后世之优颇复相类。”由此推出，“后世之戏剧，当自巫、优二者出”的结论。

”春秋战国之，如晋之优施，楚之优孟，既为戏剧之滥觞。顾以歌舞及戏谑为事，尚未演历史故事。自汉以后，始间演之。降及南北朝，遂合歌舞以演一事，但以事实至简，仅具戏剧轮廓，谓之为戏，不如谓之为舞也。“（摘自民俗学家黄现璠著：《唐代社会概略》，商务印书馆，1936年3月初版）

四、傀儡说

此说见于孙楷弟《傀儡戏考源》，他将傀儡戏的源头溯至西周傩礼中方相氏所佩戴的“黄金四目”面具，因为方相矢是用来扮饰，而丧家出殡时每用方相氏先就柩开路，由是联系到《旧唐书．音乐志所载“窟垒子”：“作偶人以戏，善歌舞，本丧家乐也，汉末始用于嘉会”等语，乃认定傀儡戏当即由方相氏的驱疫蜕变而来。但因方相氏系用扮饰，于是悬断“当代傀儡戏有二派：一以扮饰，一以人扮演，二者性质不同，而皆谓之傀儡。”书中还说“余此文所论，以宋之傀儡戏、影戏为主，以为宋元以来戏文杂剧所从出，乃至后世一切大戏，皆源于此”。

五、外来说

许地山的《梵剧体例及其在汉剧上底点点滴滴》从中、印戏剧内容和表现形式上的共性出发得出结论：“中国戏剧变化底陈迹如果不是因为印度的影响，就可以看作是赶巧两国底情形相符了。”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季羡林的《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均持此说。

六、民间说

唐文标在中国古代戏剧史中认为：“我认为中国戏剧的主要起源来自民间，古剧所以晚起，所以掺杂无数民间杂艺，它的通俗内容和大众化的语调外形，它的平庸思想，人情世故的主题，它之所以跟世界上希腊悲剧和印度梵剧大异的地方，完全由于它自民间来，以满足平民阶层的消闲为第一要点，因此它的成熟期也非要等待中国农业社会演化的结果。宋代出现一个具体而微的大众化市民社会不可了。”

七、文学说

这一说法认为，文学才是诱发中国戏剧发生的重要因素，其中又有以下几种不同看法：

1、讲唱文学。任光伟《北宋目连戏辨析》云：“中国戏曲艺术是由多门类的艺术综合而成的，它的产生固需要各种因素之成熟，但其中起决定作用的则在于文学，北宋的大型杂剧产生，来源于讲唱文学》”。

2、黄天骥在“中国戏剧起源研讨会”上的发言，云：“谈中国戏剧离不开叙事因素……敦煌变文是诱发戏剧的一个重要因素，……细细考察，它实际上是中国戏剧一个很粗的源头。”

3、自脱胎说。刘辉在乌鲁木齐市“中国戏剧起源研讨会”上的发言云：“中国戏曲的缘起与中国的宗教、民俗、歌舞特别是说唱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国戏曲与区分后，必然是以第一人称而不是以第三人称的方式演出，没有这个，谈不上中国戏曲，必须有角色行为，没有这个，也不是戏曲”。

八、百戏之摇篮说

祝肇年、彭隆兴《百戏是形成中国戏曲的摇篮》一书与云：“戏剧是在‘百戏’中间孕育形成的，“角羝戏”又是直接孕育戏剧的母体。吴国钦在《瓦舍文化与中国戏剧的形成》中明确说到：“我认为戏曲形成于汉代，在汉代百戏中已经出现了戏剧实体，像《东海黄公》、《总会仙唱》这类节目，就是初期的戏剧，它们都是一种戏剧演出，有演员表演、有故事贯穿、有观众参与。张衡《西京赋》是这样记载的：东海黄公，赤刀粤祝，靠厌（伏）白虎，卒不能救，狭邪作盅，于是不售。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上也有记载:有东海人黄公,少时为术,能制御蛇虎……秦末有白虎见于东海，黄公乃以赤刀往厌（伏）之。术既不行，乃为虎所杀。俗用以为戏，汉帝亦取以为角羝之戏焉。东海黄公的演出形式属角地羝戏，演员通过戴白虎面具进行角力相扑表演故事，它显然已不是单纯的竞技比赛，而是“戏”，因为角羝是在戏剧规定情景中完成的，输赢早已内定了。汉代的百戏也叫散乐，是当时民间演出的歌舞、戏曲、杂技、杂耍节目的总称。戏曲就孕育在这种“百戏杂陈”的演出环境中，它吸取了各种姐妹艺术的长处，在母体中形成自己的基因。

中国戏剧的诞生

就西方的定义来说，中国没有「话剧」的传统。不过一般在讨论中国戏剧时，若不以严格的定义划分，中国古代的戏曲应归入戏剧的大类。

中国戏曲的根源在可以追溯到先秦到汉代的巫只仪式，但是宋代南戏的发展才有了完备的戏剧文本创作，现存最早的中国古代戏剧剧本是南宋时的《张协状元》。元代时以大都、平阳和杭州为中心，元杂剧大放异彩。后世形成了诸多戏曲形式，也就是各剧种。明代的昆曲经过发展，首先得到士族大夫的追捧和喜爱，他们大量创造剧本，不断修改曲谱，同时修正昆曲的戏剧理论，并使得剧本成为一种新的主流文学形式。随后昆曲又得到晚明和清代宫廷皇室的喜爱，成为贵族生活的一部分，成为获得官方肯定的戏剧艺术，故称“雅”；而以各地方言为基础的地方戏，广受民间喜爱，则称“花”。于是在清代形成了“花雅之争”，实际上是戏曲共同繁荣的局面。这丰富了戏曲艺术的门类，也形成了各自的艺术特色。

近年来台湾的戏剧研究学者曾永义提出一套说法，认为在讨论中国戏剧起源时，应该要区分“大戏”与“小戏”，大戏是成熟的戏曲，而小戏则是戏剧的雏型。大戏是在到了金元杂剧之后才发展完成，而之前的宋杂剧、唐代的代面、踏摇娘、钵头、参军戏、樊哙排君难等，都可列入小戏的行列，而中国在非常早之前，就有小戏。

中国在与近代西方有文化接触前，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戏剧”（主要指话剧）传统。中国传统的戏剧为一种有剧情的，“以歌舞演故事”的，综合音乐、歌唱、舞蹈、武术和杂技等的综合艺术形式，也就是戏曲曲艺。

作为文学的戏剧

戏剧文本（即“剧本”）是一出戏剧的基本要素，是一台戏的先决条件。

剧本最重要的是能够被舞台上搬演。戏剧文本不算是艺术的完成，直到舞台演出之后（即“演出文本”）才是最终艺术的呈现。历代文人中，也有人创作过不适合舞台演出，甚至根本不能演出的剧本。这类的戏剧文本则称为案头戏（也叫书斋剧）（比较著名的如王尔德的诗剧《莎乐美》。）现代戏剧中也出现了没有剧本的演出实例。

戏剧的文学本，在不演出的状态下，可以作为单独的文学样式欣赏。

作为表演艺术的戏剧

随着西方现代戏剧在导演以及演员训练体系上的实践，戏剧理论逐渐从戏剧文本的讨论扩大到剧场整体，进而产生“场面调度”等新观念。其中，比较著名的提法是20世纪70年代英国戏剧导演彼德·布鲁克在其专著《空的空间》（The Empty Space）中提出的观念：「一个演员，走过一个空荡荡的舞台，这就是一出戏的全部。」

戏剧种类

按容量大小，戏剧文学可分为多幕剧、独幕剧和小品；

按表现形式，可分为话剧、歌剧、诗剧、舞剧、戏曲等；

按题材，可分为神话剧、历史剧、剧、市民剧、社会剧、家庭剧、科学幻想剧等；

按戏剧冲突的性质及效果，可分为悲剧、喜剧和正剧。

不过最基本、使用最多的分类是悲剧、喜剧和正剧，其中悲剧出现的时间早于喜剧，正剧也称为悲喜剧。

悲剧：冲突的实质：“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的实际上不可能实现”。悲剧的审美价值：“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喜剧：审美价值：“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

正剧：将悲剧和喜剧“调解成为一个新的整体的较深刻的方式”。

结合相关知识,说说从大禹治水的事迹中,我们能学到哪些精神

梁祝传说

这一个美丽、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多少年以来就流传在上虞的曹娥江畔、流传在俊美的龙山脚下。

东晋时期，浙江上虞县祝家庄，玉水河边，有个祝员外之女英台，美丽聪颖，自幼随兄习诗文，慕班昭、蔡文姬的才学，恨家无良师，一心想往杭州访师求学。祝员外拒绝了女儿的请求，祝英台求学心切，伪装卖卜者，对祝员外说："按卦而断，还是让令爱出门的好。"祝父见女儿乔扮男装，一无破绽，为了不忍使她失望，只得勉强应允。英台女扮男装，远去杭州求学。途中，邂逅了赴杭求学的会稽(今绍兴)书生梁山伯，一见如故，相读甚欢，在草桥亭上撮土为香，义结金兰。不一日，二人来到杭州城的万松书院，拜师入学。从此，同窗共读，形影不离。梁祝同学三年，情深似海。英台深爱山伯，但山伯却始终不知她是女子，只念兄弟之情，并没有特别的感受。祝父思女，催归甚急，英台只得仓促回乡。梁祝分手，依依不舍。在十八里相送途中，英台不断借物抚意，暗示爱情。山伯忠厚纯朴，不解其故。英台无奈，谎称家中九妹，品貌与己酷似，愿替山伯作媒，可是梁山伯家贫，未能如期而至，待山伯去祝家求婚时，岂知祝父已将英台许配给家住鄮城(今鄞县)的太守之子马文才。美满姻缘，已成沧影。二人楼台相会，泪眼相向，凄然而别。临别时，立下誓言：生不能同衾，死也要同穴！后梁山伯被朝廷沼为鄞县(今奉化县)令。然山伯忧郁成疾，不久身亡。遗命葬鄮城九龙墟。英台闻山伯噩耗，誓以身殉。英台被迫出嫁时，绕道去梁山伯墓前祭奠，在祝英台哀恸感应下，风雨雷电大作，坟墓爆裂，英台翩然跃入坟中，墓复合拢，风停雨霁，彩虹高悬，梁祝化为蝴蝶，在人间蹁跹飞舞。

历史渊源

关于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两个人，有资料这样记载：梁是明代人，祝是南北朝人，两者相隔千年。祝本是侠女，劫富济贫，曾三去马太守家盗银，最后中马之子马文才埋伏死于乱刀之下。百姓将其厚葬并在坟前立碑，正面刻“祝英台女侠之墓”，背面详记其事。年久，该碑下沉于地下。梁为浙江宁波府银县县官，清正廉洁，中年丧妻，无子，死后入葬时刨出祝之墓碑，众惋惜之余又不忍拆除祝墓，可是，为梁择地而葬又似不妥，故合葬，立碑，黑者为梁，红者为祝

目前有关梁祝的主要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

(1)据魏晋史学家考证，“梁祝”故事发源于河南省驻马店市汝南县马乡镇，故里遗址现有梁祝墓、梁庄、祝庄、马庄、红罗山书院、鸳鸯池、十八里相送故道、曹桥(草桥)及梁祝师父葬地邹佟墓等。

(2)在古邹邑西邻微山湖北岸的马坡村，有一立于明代正德年间的墓碑,墓碑历经淤积长期深埋,直到1995年才被发掘出来。这是全国现有九处梁祝墓中，惟一的一块墓碑，全文843个字，与神话传说戏曲截然不同，不仅载明了二人合葬的地方，还点明了地方官员指令二人合葬的原因。根据碑文记载得知，作为独生女的祝英台，女扮男装外出到邹城峄山求学读书，自九曲村过吴桥东遇梁山伯，二人偕同，峄山授业，昼则同窗，夜则同寝，三年衣不解，可谓笃信好学者。一日英台思乡回家，山伯得知真相，往其门拜访，别后不一载，疾终于家，葬于吴桥东(据邹县志载此桥在明隆庆年间被淹没)，英台眼见马家迎亲将至，苦思山伯，情深意切，遂舍身取义，悲伤而死，乡党士夫谓其令节，从葬山伯之墓。

根据碑文记载和实地考察，传说中的梁祝故事原地为济宁市。其理由是：在时间上马坡石碑是记录梁祝故事最早的。不要说该碑根据外纪所记，即便是立于正德十一年，也大大早于晚清时期的《宁波府志》、《宜兴志》；从地理方位来看符合实际，梁祝合葬墓位于马坡村西南，距北面祝英台所在的九曲村约三公里，而距东南梁山伯所在的薄梁村约十公里，如果祝英台到峄山求学过吴桥与山伯相遇是合情合理的。

(3)江苏宜兴的梁祝文化研究者长路晓农则认为，从历史记载看，梁祝故事的文字记载最早在宜兴。江苏学术界、史志界、旅游界的多位专家认为：从宋咸淳《毗陵志》至明代冯梦龙的中，都有大量文字及其他证据显示，梁山伯和祝英台系宜兴人氏。

(4)梁祝文化研究专家、宁波市鄞州区文联麻承照说，根据他对《鄞州县志》的研究，梁山伯应是鄞州人，祝英台应是上虞人。

(5)其实，“梁祝”的故事在宁波与汝南有着不同的版本。汝南传说：在晋代，梁山伯与祝英台同窗3年，却未能看出祝英台是女儿身，后来祝英台被许配马家。梁山伯求婚不成，一病不起，临死前，要求家人把自己葬在祝英台婚轿经过的路边，让自己看到祝英台出嫁，祝英台得知后，身穿孝服出嫁，轿子经过梁山伯坟时，下轿拜祭撞死在柳树前。宁波传说：梁山伯是晋代鄞州县令，是个清廉的好官，由于得罪了权贵，被残害致死，老百姓为他修了一座大墓。而祝英台是明代来自上虞的侠女，劫富济贫，后来被权贵。当地老百姓为了纪念他们，就把两个人合葬在一起，结“阴婚”。两个传说分别在两地找到了考古证据。在汝南县，至今留有梁山伯与祝英台墓，分列于马庄乡古官道两侧，出土的墓墙证明两座均为晋代墓。梁山伯与祝英台并没有订婚，二人不可能合葬，这种分葬墓符合当时的风俗习惯。而在宁波，至今留有梁祝二人合葬墓。

(6)梁祝传说产生于晋朝。现存最早的文字材料是初唐梁载言所撰的《十道四蕃志》。到了晚唐，张读所撰的《宣室志》作了文学性渲染，可见其大致轮廓：“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友，方知其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鄮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逢裂陷，祝氏遂并葬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

(7)现存较早、也较完整的是宋代明州(今宁波)知府李茂诚的《义忠王庙记》，文中说梁山伯生于公元352年农历三月初一，死于373年农历八月十六，终年21岁，未曾婚配；祝英台出嫁在374年暮春；梁山伯庙(又名“义忠王庙”)修建于3年。如记载可靠，“梁祝传说”当产生在公元374年至3年这20多年内，完全形成则在宋代到清末。此后比较重要的文献记载，还有明代冯梦龙的《李秀卿义结黄贞女》，清代邵金彪的《祝英台小传》，后者出现了化蝶的结局。

(8)19年7月，宁波的梁山伯庙出土一座晋代墓葬，墓的位置、规格和随葬器物与志书记载的梁山伯鄞县县令身份和埋葬地相吻合，被认为是可信的实物资料。

(9)20世纪50年代，著名作家张恨水在创作长篇《梁山伯与祝英台》时，曾根据民间传说，考证出10处起源地：浙江宁波、江苏宜兴、山东曲阜、甘肃清水、安徽舒城、河北河间、山东嘉祥、江苏江都、山西蒲州、江苏苏州。

(10)有关梁祝的古迹，目前已发现17处包括读书处6个，坟墓10处，庙1座。专家普遍认为，梁祝读书处是受梁祝传说的影响后形成的，不能反证其源头。

不同的版本

虽然“梁祝”传说人们耳熟能详,但很少有人知道,“梁祝”故里究竟在哪儿,全国究竟有多少种“梁祝”版本。据中国民俗协会有关人员介绍,全国大约有10多个地方自称“梁祝”故里,在联合申报“世遗”的几处,关于“梁祝”,也是各说各的故事。

(1)鄞州版本：金代县令与明朝侠女结“阴亲”

在浙江宁波,相传梁山伯是金代鄞州县令,是个清官,由于得罪权贵,被人残害致死,百姓为他修了一座大墓。而祝英台则是明代上虞的侠女,劫富济贫,后来被权贵。为了纪念他们,当地将两人合葬,算结了阴婚。鄞州现存梁祝合葬墓、梁祝故居。那里流传着一句老话,“若要夫妇同到老,梁山伯庙到一到”。

(2)上虞版本：祝家村是祝英台故乡

传说祝氏祖先原籍山西太原,南迁到此定居,原在上虞县城教书为业,子孙移居上虞各地。我国第一部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唱词就写上了“上虞县,祝家庄,玉水河边,有一个祝英台,才貌双全……”据载,祝家村中原有一座规模较大的宅院,后因战争被毁,住宅面积约有500平方米,还有花园遗址。村边有一个湖叫“千金湖”,有两人合抱的金桂、银桂,还有云柏、石榴等古树。还有祠堂及石碑,记录着祝氏历史。

(3) 杭州版本：梁祝在万松书院同窗共读

越剧《梁祝》中,有一段“草桥结拜”唱词,说的是梁山伯与女扮男装的祝英台在赴省城杭州读书途中相遇,互认知己,便在“草桥”结拜“兄弟”,指的便是杭州东城望江门旁的草桥亭。而相传梁祝同窗共读之地,则是西湖上的万松书院,故而,百姓又将此地称为梁祝书院。它的前身为报恩寺,明弘治十一年改建为万松书院,崇祯年间书院被毁。清康熙后,改辟为敷文书院。

(4)宜兴版本：化蝶传说根深蒂固

宜兴最早记述梁祝故事的是《善权寺记》,始记于齐建元二年(公元480年),称祝英台旧宅在宜兴善权寺位置,梁祝自小一起读书,后又到齐鲁、东吴等地游学访友,逐渐产生感情。梁祝传说在宜兴均有记载,“化蝶”情节亦在宜兴形成,为国内学术界认可。宜兴现有“祝家庄”、“梁家庄”等地名、遗址,还有观音堂、荷花池、双井、九里亭等“十八相送”遗址。宜兴俗定农历三月廿八为“观蝶节”,用“梁山伯”“祝英台”为蝴蝶命名。

(5) 济宁版本：士大夫们为梁祝修合葬墓

济宁市微山县马坡乡有“梁山伯祝英台墓记碑”,为明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重修梁祝墓、祠时所立。碑文记载祝英台家居济宁九曲村,其父祝员外因没有儿子,十分苦恼。祝英台是为解父忧才女扮男装求学。梁祝二人同窗3年,梁山伯病逝家中,祝英台悲伤而死。士大夫们被祝英台事父至孝及对梁氏矢一而终感动,为二人修合葬墓。现曲阜孔庙还保有“梁祝读书处”,在峄山上还有“梁祝读书洞”、“梁祝祠”等遗址。

(6)汝南版本：梁祝同窗共读却未合葬

传说在晋代,梁山伯与祝英台同窗3年,未能看出其女儿身。梁山伯临死前,要求家人把自己葬在祝英台婚轿经过的路边,让自己看到祝英台出嫁,祝英台得悉,身穿孝服出嫁,经过梁山伯坟时,提出下轿拜祭,趁人不备撞死在柳树前。梁祝墓分开而建,各有坟头。现汝南有梁祝读书的“台子寺”,也叫“红罗山”,传说这里曾有“红罗书院”。红罗山上传说中梁祝担水的井还在,井旁还有一块碑,上写“梁祝井”。

《梁祝》小提琴协奏曲欣赏

是陈钢与何占豪就读于上海音乐学院时的作品，作于1958年冬，翌年 5月首演于上海获得好评，首演由俞丽拿担任小提琴独奏。题材是家喻户晓的民间故事，以越剧中的曲调为素材，综合用交响乐与我国民间戏曲音乐表现手法，依照剧情发展精心构思布局，用奏鸣曲式结构，单乐章，有小标题。以"草桥结拜""英台抗婚"、"坟前化蝶"为主要内容。

全曲大概二十八分钟，首先五分钟叙述梁祝爱情主题，然后是快乐的学校生活，接著十八相送。从十一分钟开始进入第二段，祝英台回家抗婚不成，楼台会，最后哭灵。第二段和第一段长度差不多，也是十一分钟。最后一段则是化蝶，可说是整曲再现。

曲子开始几声拨弦声接著长笛，好像在云端的感觉，以此来揭开序幕，有如从天上俯瞰人间，拨层，人物景象由模糊慢慢变得清楚。首先由小提琴奏出主题，二长二短加上一个结束句，绵绵长长，幽幽远远，仿佛祝英台在身旁说著昔日的故事。然后在低音重复一次主题，回到人间落了实。

管弦乐总奏主题，景象全明白了。大提琴代表的梁山伯也出现了，两人情意绵绵，大小提琴和鸣奏著主题，渐渐的小提琴主导旋律并引进管弦乐再强调一次。等乐音渐歇，木管接续旋律慢慢落下。小提琴独奏深情舒缓带点内省的音色，表示祝英台对将来疑虑不安，但还是坚定相信自己。勇敢去爱吧！情绪轻快，笛声嘹亮，大提琴也婆娑起舞，有如风光明媚三月天两人春游。小提琴展现技巧，风华绝代。

相聚虽好总有分别，快乐情绪之后就是离情依依十八相送。将主题变奏缓缓奏出，有如迈不开的步履，却终究不得不离去。大小提琴二重奏，紧密结合难分难舍。在这段末尾由弦乐第一次奏出哭调主题，预言悲剧结局，这构成了全曲的呈示部「相爱」。

第二段发展部里面有三小段: 强、弱、强，也就是快、慢、快。开始如大浪涌来的管弦乐声代表祝父的反对，连续几个小节下行乐句，好像在说：不可以！不可以！小提琴则猛烈与之抗衡，两者冲突渐渐上升，最后全体合奏梁祝主题表示恋情曝光，一波波涌来浪潮终将这主题给淹没。

楼台会小提琴委婉的诉说情意，大提琴拨奏聆听。轮到大提琴倾诉爱意，小提琴一旁随和。突然，音乐急转而下，运用越剧中嚣板的「紧打慢唱」手法，梁山伯因过度悲伤绝望而病逝。

祝英台在被迎娶过门途中，停在梁山伯坟前哭灵，小提琴以凄厉声调哭出：梁兄呀！碎奏、断奏哀痛欲绝旋律，有哭声，有跪行，其中还有些回忆片段。渐渐的泪眼开了，哭声歇了，心意已决，在悲愤低音锣声中，纵身投入突然爆开坟墓中自尽，音乐同时推向最高潮。

乐曲的最终部份是再现部「化蝶」，在轻盈飘逸的弦乐衬托下，爱情主体再现，梁山伯与祝英台从坟墓中化为一对蝴蝶，在花间欢娱自由飞舞，永不分离。

彩虹万里百花开

花间彩蝶成双对

千年万代分不开

梁山伯与祝英台

《梁祝》小提琴协奏曲填词作品欣赏

梁祝——化蝶

——根据小提琴协奏曲填词

刘周

花谢花开无时尽，

年年花间觅仙踪；

瑶池泪洒化蝶恨，

天上人间侬伴君；

此生不与知音共，

朝朝暮暮掩愁容；

同窗早已心相许，

楼台再会诉衷情；

可怜十八送别时，

君岂知侬是女儿身，

未解侬痴情；

楼台依依不忍分，

君死何忍我独存；

魂魄在天已化蝶，

双飞愿争万世春。

（注:侬,指我）

原载《天有霓裳》

同名**：梁祝

类型：**/影片

上映时间：2008-06-13

英文片名：Butterfly Lovers

导演：徐克

主演：杨妮吴奇隆吴家丽徐锦江

剧情看点：徐克在本片充份发挥了"旧瓶装新酒"的能耐，将一个传诵多年的经典爱情故事成功地年轻化和现代趣味化。

剧情介绍：

梁山伯与祝英台这段爱情故事的流传，始于公元三七七年。东晋时期，当时的门第风气极盛，官家女儿祝英台女扮男装，外出求学，与贫苦儿梁山伯为同学，二人情义相投，相交甚笃，后祝被梁认出女儿身，两人遂私定终生，但这一愿望遭到祝家的激烈反对，并为祝英台另外安排了婚事，祝誓死不从，最后两人唯有以死相殉，化蝶双双飞去……

徐克在本片充份发挥了〃旧瓶装新酒〃的能耐，将一个传诵多年的经典爱情故事成功地年轻化和现代趣味化，而结局的悲剧气氛亦能感动传统的观众，称得上是雅俗共赏的佳作。这个重拍版本与前不同的地方是鲜明地写出祝英台之父为了巩固朝中地位，藉女儿的婚姻攀附权贵的马家，祝英台女扮男装到崇绮学院读书，其实是继承祝夫人未竟之志，而她爱上同学梁山伯的故事亦与其母当年的行径如出一辙。吴奇隆与杨妮的搭档擦出火花，两人成为新的金童玉女。〃梁祝与小提琴协奏曲〃经改编后作为本片的配乐基调，效果相当动人。

端午节资料

志高任重

禹为鲧之子，又名文命，字高密。相传生于西羌（今甘肃、宁夏、内蒙南部一带），后随父迁徙于崇（今河南登封附近），尧时被封为夏伯，故又称夏禹或伯。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者，同时也是奴隶社会的创建者。

尧在位的时候，黄河流域发生了很大的水灾，庄稼被淹了，房子被毁了，老百姓只好往高处搬。尧召开部落联盟会议，商量治水的问题。他征求四方部落首领的意见：派谁去治理洪水呢？首领们都推荐鲧（音gǔn）。

尧对鲧不大信任。首领们说：“现在没有比鲧更强的人才啦，你试一下吧！”尧才勉强同意。

鲧花了九年时间治水，没有把洪水制服。因为他只懂得水来土掩，造堤筑坝，结果洪水冲塌了堤坝，水灾反而闹得更凶了。

舜接替尧当部落联盟首领以后，亲自到治水的地方去考察。他发现鲧办事不力，就把鲧杀了，又让鲧的儿子禹去治水。

禹改变了他父亲的做法，用开渠排水、疏通河道的办法，把洪水引到大海中去。他和老百姓一起劳动，戴着箬帽，拿着锹子，带头挖土、挑土，累得磨光了小腿上的毛。

经过十三年的努力，终于把洪水引到大海里去，地面上又可以供人种庄稼了。

禹新婚不久，为了治水，到处奔波，三次经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有一次，他妻子涂山氏生下了儿子启，婴儿正在哇哇地哭，禹在门外经过，听见哭声，也忍着真心没进去探望。

当时，黄河中游有一座大山，叫龙门山（在今山西河津县西北）。它堵塞了河水的去路，把河水挤得十分狭窄。奔腾东下的河水受到龙门山的阻挡，常常溢出河道，闹起水灾来。禹到了那里，观察好地形，带领人们开凿龙门，把这座大山凿开了一个大口子。这样，河水就畅通无阻了。

大禹治理黄河时有三件宝，一是河图；二是开山斧；三是避水剑。传说河图是黄河水神河伯授给大禹的。

编辑本段河伯传说

古时候，在华阴潼乡有个叫冯夷的人，不安心耕种，一心想成仙。他听说人喝上一百天水仙花的汁液，就可化为仙体。于是就到处找水仙花。

大禹治理黄河之前，黄河流到中原，没有固定的河道，到处漫流，经常泛滥成灾。地面上七股八道，沟沟汊汊全是黄河水。冯夷东奔西跑找水仙花，就常渡黄河、跨黄河、过黄河，常和黄河打交道。转眼过了九十九天，再找上一棵水仙花，吮吸一天水仙花的汁液，就可成仙了。冯夷很得意，又过黄河去一个小村庄找水仙花。这里的水不深，冯夷趟水过河，到了河中间，突然河水涨了。他一慌，脚下打滑，跌倒在黄河中，活活被淹死。

冯夷死后，一肚子冤屈怨气，咬牙切齿地恨透了黄河，就到玉帝那里去告黄河的状。玉帝听说黄河没人管教，到处横流撒野，危害百姓，也很恼火。他见冯夷已吮吸了九十九天水仙花的汁液，也该成仙了，就问冯夷愿不愿意去当黄河水神，治理黄河。冯夷喜出望外。满口答应。这一来可了却自己成仙的心愿，二来可报被淹死之仇。

冯夷当了黄河水神，人称河伯。他从来没有挨过治水的事儿，一下子担起治理黄河的大任，束手无策，发了愁。咋办呢？自己道行浅，又没什么法宝仙术，只好又去向玉帝讨教办法。玉帝告诉他，要治理好黄河，先要摸清黄河的水情，画幅河图，有黄河的水情河图为依据，治理黄河就省事多啦。

河伯按着玉帝的指点，一心要画幅河图，他先到了自己的老家，想找乡亲们帮帮忙。乡亲们都讨厌他好逸恶劳，没人搭理他。他找到村里的后老汉，讲了他治理黄河的大志。后老汉见他如今成了仙，要给百姓们办点好事，就答应帮帮他。从此，河伯和后老汉风里来雨里去，跋山涉水，察看黄河水情。两个人一跑就是好几年，硬是把后老汉累病了。后老汉只有回去，剩下河伯继续沿黄河察看水情。分手时，后老汉再三嘱咐河伯，干事要干到底，不要中途而废，画好图就动手治理黄河，人手不够，他说服乡亲们帮忙。

查水情，画河图，是个苦差事。等河伯把河图画好，已年老体弱了。河伯看着河图，黄河哪里深，哪里浅；哪里好冲堤，哪里易决口；哪里该挖，哪里该堵；哪里能断水，哪里可排洪，画得一清二楚。只可叹自己没有气力去照图治理黄河了，很伤心。河伯想想，总有一天会有能人来治理黄河的，那时，把河图授给他，也算自己没有白操心。

河伯从此就在黄河底下安度晚年，再没有露面。不料，黄河连连涨水，屡屡泛滥。百姓们知道玉帝派河伯来治水，却不见他的面，都骂河伯不尽职尽责，不管百姓死活。

后老汉在病床上天天盼河伯，一晃好些年不见面。他对治理黄河的事不放心，要去找河伯。他儿子叫羿，射箭百发百中。无论后老汉如何讲，羿不让他去找河伯。后老汉不听儿子劝阻，结果遇上黄河决口，被冲走淹死，连尸体都没找到。后羿非常恨河伯，咬着牙说，早晚要把河伯射死。

后来，到了大禹出来治水的时候，河伯决定把黄河河图授给他。

这一天，河伯听说大禹带着开山斧、避水剑来到黄河边，他就带着河图从水底出来，寻找大禹。河伯和大禹没见过面，谁也不认谁。河伯走了半天，累得正想歇一歇，看见河对岸走着一个年轻人。这年轻人英武雄伟，想必是大禹，河伯就喊着问起来：“喂，你是谁？”

对岸的年轻人不是大禹，是后羿。他抬头一看，河对岸一个仙风道骨的老人在喊，就问道：“你是谁？”

河伯高声说：“我是河伯。你是大禹吗？”

后羿一听是河伯，顿时怒冲心头，冷笑一声，说：“我就是大禹。”说着张弓搭箭，不问青红皂白，“嗖”地一箭，射中河伯左眼。河伯拔箭捂眼，疼得直流虚汗。心里骂道：“混帐大禹，好不讲道理！”他越想越气，就去撕那幅水情图。正在这时，猛地传来一声大喊：“河伯！不要撕图。”河伯忍痛用右眼一看，对岸一个头戴斗笠的人，拦住了后羿。这个人就是大禹，他知道河伯画了幅黄河河图，正要找河伯求教呢。后羿推开大禹，又要搭箭张弓。大禹死死拽住他，把河伯画图的艰辛讲了，后羿才后悔自己冒失莽撞，射瞎了河伯的左眼。

后羿随大禹一同趟过河。后羿向河伯承认了过错。河伯知道了后羿是后老汉的儿子，也没多怪罪。大禹对河伯说：“我是大禹，特地来找你求教治理黄河的办法哩。”

河伯说：“我的心血和治河办法都在这张图上，现在授给你吧。”

大禹展图一看，图上密密麻麻，圈圈点点，把黄河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水情画得一清二楚。大禹高兴极啦。他要谢谢河伯，一抬头，河伯跃进黄河早没影了。

大禹得了黄河水情图，日夜不停，根据图上的指点，终于治住了黄河。

位于山西省芮城县东南5公里的黄河岸边的神柏峪，相传是大禹勘察水情、并在河边的柏树上拴马歇脚的地方。后人在此处河边修建了一座禹王庙，以示纪念。

编辑本段殚精竭虑

在浙江省绍兴市的会稽山下，人们还修建了大禹的陵墓——禹陵，以纪念他的丰功伟绩。

在大禹治水的过程中，留下了许多感人的事迹。相传他借助自己发明的原始测量工具——准绳和规矩，走遍大河上下，用神斧劈开龙门和伊撅，凿通积石山和青铜峡，使河水畅通无阻。他治水居外13年，三过家门而不入，连自己刚出生的孩子都没工夫去爱抚，不畏艰苦，身先士卒，腿上的汗毛都在劳动中被磨光了。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成功地治理黄河水患的治水英雄。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之间经济文化不断交流，各种能够论著异曲纷呈，关于河事的记载也逐渐曾加。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禹贡》一书就是一本专门记述地理情况的书。该书以大禹治水的故事为依托，按“”的地理区域，对中国的山脉、河川、疆界、贡赋等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

后代的人都称赞禹治水的功绩，尊称他是大禹。

舜年老以后，也像尧一样，物色继承人。因为禹治水有功，大家都推选禹。到舜一死，禹就继任了部落联盟首领。

这时候，已到了氏族公社后期。生产力发展了，一个人生产的东西，除了维持自己的生活，还有了剩余。氏族、部落的首领们利用自己的地位，把剩余产品作为自己的私人财产，变成氏族的贵族。有了剩余的产品，部落和部落之间发生战争，捉了俘虏，不再把他们杀掉，而把他们变成奴隶，为贵族劳动。这样，就渐渐形成奴隶和奴隶主两个阶级，氏族公社开始瓦解。

由于禹在治水中的功绩，提高了部落联盟首领的威信和权力。传说禹年老的时候，曾经到东方视察，并且在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一带）召集许多部落的首领。去朝见禹的人手里都拿着玉帛，仪式十分隆重。有一个叫做防风氏的部落首领，没有到会。禹认为怠慢了他的命令，把防风氏斩了。这说明，那时候的禹已经从部落联盟首领变成名符其实的国王了。禹原来有个助手叫做皋陶（音gāoyáo），曾经帮助禹治理政事。皋陶死后，皋陶的儿子伯益也做过禹的助手。按照禅让的制度，本来是应该让伯益做禹的继承人的。但是，禹死以后，禹所在的夏部落的贵族却拥戴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禹的位子。

这样一来，氏族公社时期的部落联盟的选举制度正式被废除，变为王位世袭的制度。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出现了。

编辑本段功德永存

在我国到处都有关于大禹的遗迹和传闻。安徽怀远县境内有禹墟和禹王宫；陕西韩城县有禹门；山西河津县城有禹门口；山西夏县中条山麓有禹王城址；河南开封市郊有禹王台；禹县城内有禹王锁蛟井；湖北武汉龟山东端有禹功矶；湖南长沙岳麓山巅有禹王碑；甚至远在西南的四川南江县还建有禹王宫；而河南洛阳更有大禹开凿龙门的传说。这些遍布中国的大禹遗迹，记刻着大禹的丰功和人们的思念。大禹是我国古代伟人中最受人们崇敬的一个。

据考证，当时大禹治水的地区，大约在现在的河北东部、河南东部、山东西部、南部，以及淮河北部。一次，他们来到了河南洛阳南郊。这里有座高山，属秦岭山脉的余脉，一直延续到中岳嵩山，峰峦奇特，巍峨雄姿，犹如一座东西走向的天然屏障。高山中段有一个天然的缺口，涓涓的细流就由隙缝轻轻流过。但是，特大洪水暴发时，河水就被大山挡住了去路，在缺口处形成了游涡，奔腾的河水危害着周围百姓的安全。大禹决定集中治水的人力，在群山中开道。艰苦的劳动，损坏了一件件石器、木器、骨器工具。人的损失就更大，有的被山石砍伤了，有的上山时摔死了，有的被洪水卷走了。可是，他们仍然毫不动摇，坚持劈山不止。在这艰辛的日日夜夜里，大禹的脸晒黑了，人累瘦了，甚至连小腿肚子上的汗毛都被磨光了，脚指甲也因长期泡在水里而脱落，但他还在操作着、指挥着。在他的带动下，治水进展神速，大山终于豁然屏开，形成两壁对峙之势，洪水由此一泻千里，向下游流去，江河从此畅通。

大禹因治水有功，被大家推举为舜的助手。过了十七年，舜死后，他继任部落联盟首领。后来，大禹的儿子启创建了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夏朝，因此，后人也称他为夏禹。夏禹死后就葬在茅山，后人因禹曾在这里大会诸侯，计功行赏，所以把茅山改名为会稽山。这就是绍兴大禹陵的由来。而今的禹陵背负会稽山，面对亭山，前临禹池。19年重建大禹陵碑亭一座，飞檐翘角，矗立于甬道尽头。内立明朝人南大吉书写的“大禹陵”巨碑一块。亭周古槐蟠郁，松竹交翠，幽静清雅。亭南有禹穴辨亭和禹穴亭，是前人考辨禹的墓穴所在之处。

大禹为民造福，永远受到华夏子孙称颂，大禹刻苦耐劳的精神，永远为炎黄后裔怀念。人们来到绍兴，总忘不了去市东南的大禹陵观瞻。

至于大禹治水治的是哪条“水”，如何治法？传统的说法似有夸大之处。传说中的龙门，在陕西韩城与山西河津之间，黄河至此，两岸峭壁陡立，十分险要，相传这里是大禹凿开的，所以龙门又称禹门口。但按夏代的施工技术水平，绝对完成不了这么大的工程。又传说大禹根据不同的水系，划天下(全国)为，其实夏代初期的疆域绝没有如此之大。许多传说，都不免互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

新说是：大禹治水，治的并不是滔滔的长江、黄河之水，那时的洪水实在是海侵，就是海平面上升，海水倒灌到陆地上来。这是世界性的，所以许多民族都有被洪水所淹的传说。洪水退后，地面一片淤泥，不加以治理，就不便耕种。大禹所治理的，正是这种田间水渠的管理。这和孔子所说的“尽力乎沟洫”是大致符合的。《孟子．滕文公》中说：“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中华大地上的江河，大都是发源于西部，滚滚东流。不论水大水小，都不会是“横流”、“逆行”，只有在海侵时，海水由东向西倒灌，才会出现“横流”、“逆行”的现象。

传统的说法是：舜命鲧治水，鲧只懂得堙、填之法，失败后为舜所杀。鲧之子禹接受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改用疏导之法，终于成功。史实并不如此简单，鲧也不会如此之笨。失败或者成功总是由多种因素所造成，《国语》等古籍就说过大禹治水也是用的堙、填之法。

编辑本段淮沂治水

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在全国许多地方世代相传，禹的足迹不仅遍于全国各地，而且许多名山大川也都被说成是受禹治理过的。其中有关大禹和其父鲧在今鲁南苏北黄淮泛区治水的传说也在华夏文化史上留下了浓笔重彩的一页。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洪荒时代就是原始时代。那时代没有文字记录先民的生活状况，后人往往凭想像、传说、神话去加以了解。现代由于先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地质学的发达，对于洪荒时代的情况，才推断出一个近似的了解。相传在距今约4600年前的夏朝尧舜时代，正值冰河时代后期，气候转暖，积雪消融。大地山河，沦为泽国，天地万物，同为波臣。人类或登高陵土山，或以木为舟，载沉载浮，幸免沦没。古黄河改道从苏北平原入海，淮、泗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尚书?尧典》）。加之海水水面升高，沧海横流，海水倒灌，淮河淤积，使泰山以西到沂蒙以南至苏北地区，成为大片泽国。在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时，人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各部落的人们被迫逃避到一个个高地上，形成了许多孤岛。鲧是尧舜治下的一位治水首领，他被流放东夷，负责变革同化东夷族，使其迅速赶上进步的黄帝族。鲧是传说中禹的父亲，颛顼的儿子，姒(si)姓，建国于崇(今河南嵩县北)，史称崇伯。鲧是尧帝的臣子，当时洪水泛滥，他由四岳推荐给尧，被派去治理洪水。由于他用堵塞的方法，结果九年不成，用湮塞的方法，淹没许多人的生命，并擅自将神庙里的青铜礼器铸成治水工具，犯下弥天大罪，被舜帝诛杀于羽山之野。《正义》引《括地志》载，羽山在沂州临沂县界。《禹贡》注：“羽山在郯城县七十里”。对于鲧的评价历来不太一致。按照《尚书》的记载，鲧是一个凶神恶煞般的人物。而在古代神话中，鲧却常常得到很高的评价。《山海经》说他曾经窃取天帝的息壤来堵洪水，鲧成了一个不顾个人安危，救民于水火的英雄。一般认为，鲧为了人民的利益，历经干辛万苦，直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虽然他未能取得治水的成功，但其勇于奉献的精神尤为可嘉。他在治水方法上的失误，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当时人类治理洪灾尚处于摸索阶段，经验不足，因而曲折是难免的。他的失败和悲剧为后继者指明了方向，

《左传》云：“鲧化为黄熊，入于羽渊，渊东有羽山。池上多生细柳，野兽不敢践。”另据《山海经?海内经》载，鲧死之后从他的腹中生出了他的儿子禹。大禹奉命继承了父亲未竞的事业，他吸取了父亲失败的教训，用疏导的方法治水，并且亲临一线指挥，栉风沐雨，历经十年之久。《史记》以极其虔敬的心情叙说了禹的丰功伟绩：他舍家为国，忘我工作，新婚只有四天就离家赴任，三过家门而不入，连新生的儿子也无暇照顾。为了全面了解水情和地势，他足迹踏遍了，勘察测量山形水势，疏导了九条河道，修治了九个大湖，凿通了九条山脉，终于战胜了洪水，得以平土而居。禹不仅治理了水患，而且还考察了的土地物产，规定了各地的贡品赋税，开通了各地朝贡的方便途径，并在此基础上，划定了五服界域，使得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众河朝宗于大海，万方朝宗于天子的统一安定的大好局面。大禹也因此大得民心，使他有条件获得政治优势，成为尧的继承人。

经过大禹治水，在“淮沂其治，蒙羽其艺”之地（《史记?夏本纪》），淮河和沂水流过的地方，蒙山和羽山之间，这片淤积几十年大水的地方，经过大禹的治理，将淤积的大水“谷”，引入大海，清理了古黄淮泛区的一些河段，开出了许多良田和桑土，成为人民安居乐业的地方。在低洼地留下了微山、东平、钜野、骆马等“四渎”，成为有利于先民生存的湖泊。其后划分了行政区域，也就是青、兖、徐、扬、梁、豫、冀、荆、雍等岛。禹治水有功，舜将部落联盟首领之位禅于禹，其后裔姒姓便在今鲁南苏北一带滋生繁衍，从事着耕耘、蚕桑、冶炼、制陶、渔猎等生产活动。后人为纪念夏禹治水的功绩，曾在沂河岸边建立了禹王城。禹是夏朝开国之君。禹生启，启生仲康，仲康生帝相，帝相生少康。

编辑本段大禹治水的历史意义

大禹率领民众，与自然灾害中的洪水斗争，最终获得了胜利。面对滔滔洪水，大禹从鲧治水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改变了「堵」的办法，对洪水进行疏导，体现出他具有带领人民战胜困难的聪明才智；大禹为了治理洪水，长年在外与民众一起奋战，置家庭于不顾，「三过家门而不入」，体现了公而忘私、把个人的一切献身于为人民造福的事业之中的崇高精神。尤其可贵的是，大禹在治水中积极组织大家去治理洪水，一心一意地降服水患，这种执着的精神，坚定的信念是伟大的，人民在大禹的领导下，齐心协力，共同战胜了灾难。

这个传说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勤劳、智慧、勇敢、奉献、坚毅不屈、万众一心战胜困难的民族精神。

大禹的遗迹和传闻